《中国故事:关于中国梦的十个样本》在线阅读-第16部分-3D电子书

　　曾经担任过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厂长的石永阶对他工作了几十年的企业非常熟悉，“这个厂的故事，写出来就是厚厚的一本书。”这是石永阶经常对来访者说的一句话。
　　1966年，沈阳市变压器厂的职工家属成立了一个街道生产组，在没有资金、设备、产品的情况下，靠着变压器厂资助的一些旧砖瓦、木料，家属们捡砖头盖起了一间80平方米的厂房——这就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前身。厂里40多名职工，除了两名因经济问题刑满释放人员是男的，其余都是家庭妇女。在当时，为了解决家庭妇女和街道无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中国很多城市的街道办都开办了这样的弄堂工厂。
　　这个白手起家的厂子刚起步的时候，生产过螺丝、垫圈等产品，后来又组装过电焊机，自负盈亏，有活就干，无活就散，挣钱就开支，停产就回家，上边既不干涉也不保底。
　　1975年，48岁的石永阶被派到了这个厂当调度。这一年，这个街道的生产组被沈阳市上收，这个厂变成了市属“大集体”，成为集体所有制企业，隶属沈阳市拖拉机总厂。从此，工厂开始完全采用全民企业管理模式。但是，虽然企业在生产关系上进入了“高级形态”，但是依然“先天不足”，管理薄弱，企业当时连买肥皂都没钱。石永阶回忆说：“当时这厂没领头的，那大汽油桶烧着火冒着烟都没人管，大伙儿找到我，让我领他们生产，我就去干了。”使石永阶感到不快的一件事是，这个七八十人的小厂，大大小小的主任竟然有11个。石永阶觉得，企业的管理非常棘手。
　　在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指导下，这家不起眼的街道小厂，像当时很多其他作坊式的小厂一样，被划归国营企业管理。工人们发现，企业和过去不一样了，领导上边派，经营有人管，就是劳保福利也都参照国营企业。但是，工厂在经营上却没有任何起色，甚至每况愈下。
　　1976年，这个被命名为沈阳市拖拉机总厂第六分厂的企业开始生产汽车水泵。大批量生产后，一天能生产近100台，但质量太差，卖出去10台就会被退回三四台。石永阶说，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上面要产值要数量，不管质量好坏。由于没有技术员把关，一天生产50台，就有40台不合格，最后竟然积压了2　000台。
　　从此，这个厂开始走向连年亏损的道路。生产的汽车水泵，由于质量差，产品不断积压，但是企业被上收后没有了生产自主权，结果亏损不断增加。雪上加霜的是，企业上划以后，职工待遇迅速向国营企业看齐，各种开支猛增，但生产却没有多大发展。
　　在张希永进入企业的1978年，全厂工人生产一年的结果是：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但是工厂亏损了30多万元。上级单位的对策是换领导，结果在1978年一年之内，企业就换了4个厂长。石永阶说，上面派下来的人一看企业债务太多，把乱摊子一扔就走了，上级单位重新派人当厂长，搞两天干不下去了就调回去，走马灯似的来回换。
　　这个街道小厂的生存状况，其实是这一年中国国营企业的缩影。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起步，国家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国民经济面临调整。运行了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潜力发挥殆尽，弊端###无遗，积重难返。
　　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旧体制使整个社会丧失了活力，贫困和物质短缺无处不在，广大农民在温饱线上挣扎，而城市工人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
　　1975年，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到天津第一棉纺织厂作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电动车间人均收入在25元以下的占939％。
　　该厂贫困户张淑珍，每月总收入357元，供养两个中学生、一个小学生，全家四口人一个月的开支账单总计是4205元，人均月消费105元，虽精打细算也只能用入不敷出来形容。按照张淑珍一家当时的收入情况，不能保证每顿饭都有新鲜蔬菜，要吃一些咸菜和大量低价处理的白菜，按照国家标准发放的副食品和布票票证不能买全，很少能吃到肉。
　　张希永没有讲述当时他们家的生活状况。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在张希永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他的月工资是19元，身份是学徒工。张希永说，第二年他的工资是21元，满徒以后是30多元钱，这已经是他参加工作几年后的事情了。
　　1979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春天，这一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改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当改革在农村悄悄进行的时候，在城市里，改革的呼声也与日俱增。这一年年中，《人民文学》在当年第7期发表了天津作家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大刀阔斧治理整顿的“改革厂长”乔光朴的动人形象。蒋子龙和这篇小说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乔厂长”也成为改革的符号性人物，以至于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人们都习惯地用“乔厂长”来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
　　当时的《人民日报》这样描述“乔厂长”给人们带来的冲击：
　　据说，有的读者忘记乔光朴是小说中的人物，到处打听乔厂长现在哪里；有的还写信给工业领导部门，要求把乔厂长调到他们那个单位工作，带领群众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一部短篇小说在群众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确实是不多见的。
　　在张希永工作的这个工厂，并没有“乔厂长”这样的人物出现，张希永甚至记不清楚当时工厂的生产情况，他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工厂生产的好像是一种水泵，收入和其他企业一样。
　　

1985年：铁饭碗不保（1）
张希永后来说，他对当时的工厂情况记得不清楚，主要是因为不喜欢自己被安排的这种命运。他觉得工厂太小，不是自己应该去的地方，张希永当时没有太大的奢望，只是希望能够去一个大一点的、正规一点的工厂，
　　在当时，能够去一个国营大厂是像张希永这样的年轻人的梦想，因为这意味着好的福利和前途。但是，张希永知道，他当时没有其他选择，毕竟就业的机会不多。而且，这是他摆脱下乡当知青的唯一选择。
　　作为新工人，张希永被送进了上级单位——沈阳市拖拉机总厂学习。一年的学习结束之后，张希永又开始读沈阳市开办的电视中专，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教育。
　　就在张希永在外面学习的时候，单位的生产经营情况却江河日下。当时身为调度的石永阶对这个时候工厂的情况非常清楚，自从1978年一年换了四任厂长后，工厂在1979年又熬过了一年。到了1980年干不下去了，工厂领导召集全厂职工开大会，宣布工厂干不下去了，从今天开始大家自谋职业，可以利用厂里的设备和厂房自主合作。
　　工人们组织了三个生产组开始自谋生路，但是还有20个老弱病残没人要，石永阶就带着这些老职工开始寻找出路。
　　作为工厂的“能人”，石永阶找到自己的小舅子，拉到了防爆电器的活，成立了一个生产小组。结果，在石永阶的带领下，这个由老弱病残组成的生产小组反而干得红红火火，到1982年，职工不仅能按时发工资，连保健、福利待遇都有了。1983年，在上级的要求下，其他三个生存不下去的组也被归并到石永阶这里，工厂改名为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石永阶也成了厂长。工厂的主管单位变成了沈阳市汽车工业公司。
　　但是石永阶很快与主管单位之间因为产品的定位问题发生矛盾，他因此被撤职，
　　这个刚刚有点起色的企业又无可挽回地衰败了下去。
　　防爆器械厂和上级单位的矛盾是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普遍现象，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厂长必须听命于上级。当时一个比较极端和常见的例子是，许多工厂的厂长连修一个厕所都要向上级打报告，待批准后方可动工。
　　此时，张希永对工厂的经营状况并不了解。对工作没有太多热情的张希永，很快找到了释放激情和剩余精力的地方。从小爱唱爱跳的张希永参加了沈阳市总工会举办的工人歌舞团，在这里张希永接受了非常专业的舞蹈训练。这个业余歌舞团白天工作，晚上排练，周末演出。没有任何报酬，却让张希永内心感到非常充实。张希永说，他喜欢舞台上的那种感觉，灯光、大幕、漂亮的演出服都让他觉得，舞蹈演员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和状态是最美的。
　　工人歌舞团经常到大工厂的俱乐部或厂区为工人演出，台下工人们的掌声给了张希永巨大的满足。不过，当时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演出会成为他谋生的方式。
　　直到现在，张希永都非常怀念当年的时光。张希永说，当年的经历让他现在受益无穷。
　　还有一件事张希永一生都铭记在心，那就是他的恋爱和结婚。这个时候，张希永和同他一起在电视中专学习的同事胡百君逐渐熟了起来。张希永说，胡百君学东西很慢，他总辅导她，胡百君就逐渐对这个聪明外向、爱唱爱跳的小伙子产生了好感。学习还没有结束，两人就成了恋人。

1985年：铁饭碗不保（2）
20世纪80年代，年轻人谈恋爱大多是骑着自行车去公园玩，骑着自行车带着恋人的感觉就如同今天开车带女友出去兜风一样。但是，此时的中国还处在物质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自行车属于紧俏物资，买不到自行车的张希永，自己动手用自行车零件组装了一辆，带着胡百君去公园划船。张希永记得，当时他们最喜爱的流行歌曲是《太阳岛上》，在划船的时候，张希永觉得，自己的生活比这首歌描述得还要美好。
　　但是，两个人的恋情遭到了胡百君家里的强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家里就一个女儿，张希永的单位太小，没有什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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