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今天如有命令，必须立即执行。”三人坐下后，楚王让美人靠前，美人又遮掩了鼻子，楚王勃然太怒，下令割掉美人的鼻子，身旁持刀人立即执行了命令。
郑袖的掩鼻计是出自妒妇的陷害。郑袖先以讨大王更为欢心的名义诱骗美人掩鼻，然后又向楚王另说一套，诬陷美人掩鼻是遮掩楚王臭味。在郑袖的引诱煽动下，美人和楚王对掩鼻各有了不同的理解，美人为讨楚王欢心，每见楚王辄掩鼻，楚王则将掩鼻看成是对自我尊严的严重伤害。可以想像，没有鼻子的美人再也难得楚王宠爱，郑袖除掉情敌的图谋于是乎靠楚王实现。
和费无极借刀杀郤宛一样，郑袖的掩鼻计也是以讨人欢心的名义首先引诱被害人做出某种动作，然后又从中作祟，把这种动作故意解释成是对被讨欢者的伤害，借势力强大的被讨欢者之刀除掉讨欢的弱小者，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施计的整个过程中，郑袖作了如下三步的配合：第一，施计前顺承楚王之意对美人百般照顾，骗取美人的信任，又向楚王留下不嫉妒的印象，这样就消除了美人和楚王对自己的任何戒备，为计策的顺利进行作好了铺垫。第二，当楚王向她追问美人掩鼻的缘由时，她故意遮遮掩掩，做出知而不答的姿态，引诱楚王一再逼问。当她以佯示不得已的形式回答楚王、诬陷了美人时，楚王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陷害，反而以为郑袖的原初本意是要保护美人，从而彻底相信了郑袖的诬陷，不知不觉地坠入了郑袖的圈套。第三，郑袖挑拨得楚王心怒美人，她情知楚王将要惩罚美人时，适时交待身边人必须迅速执行王令，使楚王的惩罚美人之令没有纠正回旋的余地。割掉美人鼻子的命令一旦发出，楚王息怒之后想收回成命也来不及了。
郑袖陷害美人这类宫中夺宠的事情本身并无值得人们重视研究的必要，但体现于该事情中的计谋却值得人们借鉴深思。掩鼻计反映着一种陷害阴谋的共同特点，它也是在双方受骗人互不沟通的前提下得以成立的。善良的人们应该常常注意消除该类计策得以成立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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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轸：将计就计，化害为利
陈轸曾经做过楚国之臣，大概因为不能取得楚王的信任，于是去了魏国，欲求仕于魏王。《战国策？楚三、魏一》两处记载了关于陈轸求仕的同一件事情。
陈轸去魏国求仕时，恰好张仪在魏国得宠于魏王。张仪很不喜欢陈轸，为阻塞陈轸求仕之路，遂对魏王说：“陈轸心系楚国，曾很卖力地为楚国求地，他若在魏国参政，必定会为楚国的利益着想。”因为张仪此言，陈轸一直不被魏王任用。有一位名叫左爽的人对陈轸说：“张仪正深得魏王信任，他在魏王面前说下一句话，您即使解释一百遍，魏王也不会听您的。”于是他和陈轸定下了一条计策。按照计策，陈轸派人把张仪说给魏王的话到处宣扬，一直传到楚国，让楚王听到。楚王听到张仪的话后，打消了对陈轸的疑虑，立即准备任用陈轸。
陈轸是一个以游说列国君王而追求个人功名的人物，这次在楚国失宠后，无奈之下来魏国求仕。张仪为堵塞陈轸的进用之路，进“谗言”于魏王，他巧妙地利用陈轸过去曾有过的那么一段经历，把陈轸说成是心系楚国，会暗通楚国的人物。陈轸明知自己在魏国的求仕是根本不可能了，于是他“跛子拜年，就地一歪”，利用张仪的“谗言”巧做文章，顺势将自己“通楚”的“恶名”宣扬出去，传给楚王，反而取得了楚王的信任。
陈轸在魏国的仕途被张仪用计谋堵死了，但陈轸采取“借彼之谋，成我之功”的策略手法，将计就计，却意外地在楚国打通了求仕之路。陈轸这一计策的成功，是巧妙地利用了张仪阻遏自己的计谋，以张仪计谋为要素，另设一计，表面上与对手的要求相合顺，实际上在实施着自己的计谋。这种计谋的实施，有一大半依赖于对手的协助和配合，当对手的目的达到后，自己的计谋也接近完成，对手已经欲止不能了。
陈轸此计的运用完全是为了个人的目的，不足为论，但此计的成功却启发人们，要善于多角度地看待世间的具体事物。达到目的的道路上自然存在障碍或人为的诡计，如果能转换立场、变化思考方式，它们很可能成为另一通道上前进的有用力量。因而，人生的困难之处往往不在于外来的障碍或诡计，而在于阻碍自己转换思考角度、变化思维方式的内在障碍。内在障碍人各不同，但却总处于各人的思维盲点上，不易被人觉察和消除。有谁能发现并消除这种障碍，对事物和世界发生思考角度、乃至思维方式的变化，那他很可能使事情发生转机，或者拥有一个新的自我世界。
人的某一目的既可直接达到，又可以变换途径，曲折地达到。目标和出发点是人们某一具体活动的两个端点，平面几何的基本原理告诉人们：在所有连接两点的线中，线段最短。平面几何的基本原理同时告诉我们：两点间只存在一条直线。这就是说，最短的线只有一条。当两点因中间障碍而不可能直线连接时，人们应该想到这一有用的原理：在所有连接两点的线中，曲线最多。历史和生活实践一再告诉人们：人生没有笔直的道路，那么人们就应该善于克服自己的内在障碍，善于转换思维角度，在人生的两点中发现更多的曲线，并选择出最短、最省力的曲线。
江尹：诱人阻封，为敌树敌
《战国策？楚一》讲述了楚国大臣江尹用为敌树敌之计对付政敌昭奚恤的事情。江尹和昭奚恤都是楚王之臣，两人关系很不好，江尹想在楚王面前打击昭奚恤，但力不胜任，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江尹请求楚王给来自魏国的山阳君在楚国封邑，楚王答应了。昭奚恤很不理解此事，对楚王说：“山阳君在楚国没有立功，不应当封邑。”山阳君为此很恨昭奚恤，江尹因此和山阳君联合起来对付昭奚恤。
为政敌树立敌人，这是江尹打击政敌昭奚恤的基本思路，按照这一思路，江尹选中了在楚国没有立功的山阳君，请楚王为其封邑。给山阳君封邑一定不合楚国的规章，江尹料定昭奚恤会加以制止的，而这正是江尹所企望的地方。及昭奚恤制止山阳君之封后，山阳君已与昭奚恤结下了大怨，昭奚恤又多了一个朝中政敌，在与江尹的尔后争斗中已显孤立了。
为敌树敌无疑是一种孤立对手、壮大自我的斗争策略，我们难从一般意义上稍作褒贬。然而，应该特别指出，江尹在这里所采用的为敌树敌之计，完全属于自私的龌龊小人以损伤国家利益为代价而玩弄的毫无原则的邪恶勾当。从具体事理上看，江尹为了个人某种需要，竟不顾国家规章而为山阳君请封，他算不上一个正直君子；同时，他所要拉拢的山阳君，因为自己私人利益的获得不合国家法章而受制止，因此就怨恨坚持法章的人，看来也不是一个正派的人物。江尹看中他而拉拢，大概也是“物以类聚”的缘故。
那么反过来看，江尹提出给山阳君封邑，是否不违背楚国的规章呢？我们对楚国的具体规章无从考究，但可以想像，如果封邑不违背规章，那么昭奚恤就一定提不出堂堂正正的反驳理由，就不会出面制止，江尹就达不到为昭奚恤树敌的目的。江尹向楚王作请，本质上不是要向山阳君落实楚国封邑的规章政策，而是为了给昭奚恤增加怨敌，他只能故意选择一个不符合规章的请求提出来，引诱昭奚恤出面制止，这样才能达到用计的目的。因而，江尹的封邑之请违背国家利益，属小人的邪恶勾当是铁板钉钉的。
江尹邪恶之计的萌生、实施和完成，表明了楚国当时朝政的腐败。此计的成功及其结果深刻地告诉人们：在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必有一些朝中“蛀虫”会玩弄国家利益以营私，私利就是他们的一切，国家利益仅是他们玩之掌股的把戏。同时，当个人营私在国家政治中形成了一种气候时，坚持国家利益的正直君子会愈益孤立，这是个人和国家的双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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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武士：偷换概念，巧辩免死
《战国策？楚四》和《韩非子？说林上》讲述了一个巧辩免死的事情，说的是有客人给楚王献来不死之药，侍者带药入宫去送楚王，宫外一武士问侍者：“你带的东西可以吃吗？”侍者回答：“可以吃。”武士上前夺来药，自己吃了。楚王闻之大怒，下令杀掉这名武士，武士对楚王说：“我吃之前问过侍者，侍者说：‘可以吃’，所以我就吃了，我没有罪，有罪的是侍者。而且，客人进献的是‘不死之药’，如果我因为吃了此药而遭到杀害，那就说明客人进献的是死药。大王杀掉我无罪之人，却容忍客人的欺君之罪，让人难以理解。”楚王听了武士的辩辞后赦免了他。
武士的辩护貌似有理，似乎无懈可击，实际上是偷换了两个概念：侍者回答他“可以吃”。这里的“可以吃”是指供人食用之意，反映着此药可以供人食用的属性，是与杀人之药不为人食用相对而言的，而武士在辩护中把这一意思偷换成了“允许吃”的意思，这显然不是侍者原话的本意。
另一个被偷换的概念是“不死之药”。客人向楚王进献所谓“不死之药”，这里的“不死之药”，是指此药可以使食用者延年益寿、保持健康，以期达到生理机体长生不死的效果。武士在辩护中故意歪曲“不死之药”的意思，要求“不死之药”要能保证食用者不受死刑、刀砍不入，达到无所致其死的效果，显然这不是客人所谓“不死之药”的本意。
一个语词概念可以有多层含义，但每一概念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一般总有确定的意思。武士在辩辞中利用两个语词概念的多义性，故意偷换它们的原本含义，把错误行为的责任推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