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觉得双方的相互关系深化了一步，对自己的感情要求程度有了提高。晏婴对待越石父，开始时犯了一个错误，等他知道了越石父的心志后，一改前非，待其为上宾，才真正赢得了越石父的爱戴。众典籍为此感叹议论说：“俗人之有功则德，德则骄。今晏子功免人于厄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全功之道也。”这里把居功自傲的人比作俗人，认为晏婴后来礼遇越石父的方法，才是收到了完整的功效。
越石父原是一位地位低下的人，当他和相国晏婴交往时，最希望得到的是双方人格上的平等，由于和晏婴地位差别上的悬殊，他在这一方面也就愈加敏感，在晏婴乘车和人馆时礼节疏忽的地方，他却产生了强烈的感受，这是社会地位的差别给人际交往带来的必然隔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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隰斯弥：察见“渊鱼”，假作钝痴
春秋末年，齐国田氏势力渐大，田常（谥号田成子）为齐相时，暗中图谋以田氏取代公室。《韩非子？说林上》讲述了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的一件事情：齐臣隰斯弥有次拜见田常，两人一同登上田氏家中的高台，举目四望，但见三面畅通无障，向南望时，却见隰斯弥家的树遮蔽了视线，田常变得一言不发。隰斯弥回家后让人砍伐那些树木。斧子刚砍了几下，隰斯弥又急忙制止，不让砍伐了。管家人问他为什么剐定的主意却又变化了，隰斯弥回答说：“有句古谚道：‘察见渊鱼者不祥。’田常正在筹划着篡国大事，这是他不想让人知道的，我如果表示出能察知人之隐微，那我的处境就太危险啦。不伐树，我没有任何罪过；而察知人的隐秘之事，那却是不得了的。”隰斯弥最终没有伐树。
田常在高台上望见南边隰斯弥家的树遮蔽了视线，抑或挡住了阳光，变得一言不发，显然有不快之意，隰斯弥回家立即让人砍伐树木，他不愿为此事得罪国家的权贵人物。然而，田常的怨树之意并未公开流露，仅限于心中所想，属于一种隐情，隰斯弥如果伐掉树木，虽然能讨得田常一时之好，但却显得自己过分聪明了。田常正阴谋篡国，心有重大隐秘，最忌恨那些能察人隐秘的聪明之人，隰斯弥不想成为田常最忌恨的人物，那就只有对田常的一切隐情都佯装不见，假作一个痴钝之人。
察见渊鱼者不祥，说的是能察知别人内心深处隐秘活动的人，必然是处于危险的境地。事实上，别人的一种思想活动只所以会隐而为秘，必定是这一思想意念与社会的道德观念或外在的行为规范相抵触，如果有谁察知了其本人不愿公开的思想活动，就等于认定了其人对社会要求的抗逆，把自己无意识地放置在了与其人对立的境地，就必然遭到其人的忌恨和报复。隰斯弥是深知这一道理的，他回家砍树，反映了他察人隐情的聪明；他砍而又止，则表现了他洞悉人情的世故。看来他是一个胆小软弱的人物，他要通过掩饰聪明、示人愚钝来显示自己对别人隐秘活动的无所知觉，借以脱离危险的境地。
隰斯弥砍树又止，外在地反映了一个软弱之人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这是一种不含进取目的和政治抱负、只求避祸保身的假痴不癫之计。像后来“难得糊涂”的处世方式一样，这类察别人隐秘而故示不见的行为模式，一方面避免了人世的许多无味之争，另一方面又引导人们软弱处世、不求进取和纵恶养奸。相比之下，它给社会带来的消极作用更大些。
事实上，任何人都有隐秘之事和隐秘之情，但这种事和情可以根据是否对社会造成危害区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部分。如果一个人的隐秘之处不对社会造成危害，即属于他个人的“隐私”，那社会就应对其予以谅解和保护，不是其他人可以佯作不见，而是其他人不得过问。如果一个人的隐秘之事注定要给社会带来危害，那知情人就不能佯作不见，而应该予以揭发和制止，借以向社会负责。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引入“隐私”和‘“监督”两个概念，用“隐私权”来保护人的前一种隐秘活动，用“监督权”来鼓励人们揭发和制止后一种隐秘活动，这比古人察见“渊鱼”就自认倒霉，于是假作痴钝、佯示无知、自认聪明地装糊涂要高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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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外示疯癫，智脱魔窟
战国时的大军事家孙膑起先曾求仕于魏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资治通鉴？周纪二》记载，孙膑在魏国才高受妒，被庞涓捏造罪名，“以法断其两足而黥之，欲使终身废弃。齐使者至魏，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者，齐使者窃载与之齐。”《列国志》依史载将孙膑逃齐的情况作了想像发挥，描写了孙膑欺骗庞涓、逃至齐国的诈疯计。
庞涓迫害孙膑时，他是暗中陷害、借国法处罚的，表面上他充当好人，表示了对孙膑的深切同情。孙膑受刑后，他个人养起了孙膑以示恩德，让孙膑将其学到的《孙武子兵法》手录相送。孙膑手录了部分章节后，偶然知道了庞涓陷害自己的真相，于是根据老师鬼谷先生的锦囊暗示，假作疯状。他毁掉了手录的兵法，佯作哭叫，滚爬于猪圈，以精神错乱示众。庞涓派人暗送礼物，假作相救，以此测试孙膑变疯的真伪，均被孙膑识破和瞒过。魏人至此认定孙膑真已变疯，因而任其在市井猪圈中出入滚爬，每天但有人向庞涓报告其夜宿之所而已。
过了很久，齐国客卿淳于髡出使魏国，其从者禽滑麓在井栏边见到孙膑，道出齐王倾慕之意，两人定下逃跑之策。几天后，淳于髡告别魏王回齐国，禽滑麓在约定之地接上孙膑，暗载于车后，却让小厮王义穿上孙膑衣服，披头散发，以泥土涂面，装作孙膑模样，混迹于猪圈狗棚中，庞涓每天照例能听到关于孙膑所在的报告。又过了几天，王义料淳于髡一行已走出魏境，遂在暗处将脏衣脱于井旁，只身逃回。“孙膑”失踪后，庞涓使人在井中打捞尸首不得，难以寻到下落，怕魏王责怪，遂让手下人将孙膑以溺死申报了事。
孙膑在认清了庞涓的阴谋后，决定在手录兵法一事上绝不配合；但他若公开拒绝此事，必遭杀身之祸。常规方式断难解脱这一困境，孙膑于是采用诈疯计，对魏人以狂癫相诈。《孙子兵法》的“诡道十二法”中云：“能而示之不能。”（《计篇》）孙膑在特殊的人生困境中对这一兵法原则作了最好的发挥和运用，他的诈疯计向外界表明了自己才智的毁灭，使庞涓难究拒录兵书之罪，又消除了引起庞涓嫉妒的根源，还为日后争取了较大的行动自由。这一计策的运用自然使孙膑在生活上和声誉上暂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却使孙膑在保存自我身体的前提下退出了他难以立足的魏国政治活动圈和社会生活圈，使魏人将他逐渐置之度外，为后来的脱逃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以退为进、为进而退的策略。
和齐人禽滑釐接头之后，孙膑向魏人实施了金蝉脱壳之计。施计人为孙膑找下替身，巧妙地采用分身之术，让替身吸引和应付魏人，而孙膑真身则隐匿离去。及孙膑出了魏境时，这位替身再一次金蝉逃壳，留给魏国的仅是一堆肮脏的衣物和难解的疑团。孙膑金蝉脱壳计的设计、实施和成功，都是以诈疯计为他争取到的有限的行动自由为前提的。
孙膑：待人溺水，择机援手
《孟子？离娄上》讲了无论谁溺水被淹，人们都应该援手救助的道理。孟子的主张是从仁义道德的角度提出的，意在使君王行仁政治国。这一观念被提倡于乱世争雄的战国时代，实在难能可贵。然而，任何时代都没有可以绝对地普遍施行的抽象仁义。在不同国家的纷争中，人们常常是以某种谋略手段，求仁义之名，取利益之实。列国时就有两则故意等待人溺水，然后援手救助的事情。
第一则，据《韩非子？说林上》说，邢国受到强敌攻伐（公元前662年翟攻邢），齐桓公本着攘夷救邻的仁德精神，准备出兵救援邢国，鲍叔牙提议说：“援救得太早了，邢国没有亡形，敌军不曾疲惫，我们即使付出重大代价，对邢国也没有厚重的恩德。不如晚些出兵救助，那时敌军攻邢疲惫，我们易于战胜；同时我们使行将灭亡的邢国恢复生存，功劳也更大。”齐桓公于是推迟了出兵时间。
第二则，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资治通鉴？周纪二？显王》载，公元前342年，魏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宣王召大臣商议是否出兵救援，群臣争论不休，军师孙膑提议说：“韩、魏的军队都没有疲惫时我们就出兵相救，那就等于我们代替韩国与魏作战。等到他们两国相战，韩国有亡国之形时再出兵相救，我们可以轻易击败疲惫的魏国，还可以得到救亡存活的美名。”齐王采纳了孙膑的建议，向韩国答应救援但未马上出兵，等到韩国五战连败、提出投靠齐国时，齐国方才出兵救援，在马陵大败魏军。
在上述两事中，被求救的一方最终都援救了受祸患的一方，都遵循了“仁义”的要求，但他们都在援手救助的时机上巧作筹划。在这里，被援救的国家一是自己的睦邻之邦，二是属于弱小之国，援救的一方在其初蒙祸患时仅仅答应援救但不出兵，他们既要坚定受援国的抗敌信心，防止其投降敌人，又不愿自己蒙受强敌的进攻。为友邦承担应诺了的义务，首先采取的是坐观虎斗的策略。救援国故意等到应救助的友邦和敌人在拼杀后都有了重大消耗，而友邦危亡难保时方才出兵救助，这就使自己以最少的消耗换取了利益和名声两方面的最大收益。
故意等到别人溺水之后方援手相救，似乎不合仁义的要求，反而能得到了最大的美名。在国家关系中，它是一条代价小、收益大的谋略计策，真实反映了国家交往中本质性的利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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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