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冒犯楚国之法，废掉使命而携夏姬叛逃晋国，这使公子侧顿时产生了受骗的感觉，由此又勾引起他失去所爱的嫉恨，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他寻找出一条并非捏造的罪名，请求楚共王给巫臣在楚国的族人以株连性惩罚。
楚共王对于贪色叛逃的大臣不会心无所恨，但他出乎意料地做出了宽容叛臣的决定。他把这一决定以机智的回答表达出来，既没有否认巫臣贪色逃晋的过错，又没有肯定其“欺骗先王”的大罪。楚共王的回答界限分明，是非明确，在效果上既婉辞了公子侧关于处罚巫臣族人的请求，达到了宽容叛臣的目的，同时又避免了给人们留下有罪不罚、亵渎国法的消极印象。
楚共王告诉公子侧：“巫臣为先王谋划则忠，为自己谋划则不忠。”这一回答的关键点是把巫臣的事君之事和为己之事严格地区分开来，其暗含的前提是，一个人只要事君尽忠，他个人私事如何处理是不必计较的，这就在承认巫臣贪色逃晋之事实的前提下，彻底排除了对其定罪的可能。楚共王还对公子侧讲，巫臣“对先王醇厚亲爱，对自己轻薄寡虑”，这样一说，巫臣非但没有罪过，似乎还成了一个爱君而忘我的少有的忠臣，公子侧至此再也难有话说了。
楚共王的回答无意间给了世人一条重要的提醒，即分析判断一个政治人物，应该把他的为国之事和为己之事区分开来，主要看他在为国之事上的立场、态度、能力和实绩，而不要过分考究其处理私事的枝末细节，应该“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列子？说符》中伯乐赞九方皋相马精技的感叹之语）这是一种比较科学、合理的识人之方。
楚共王决意宽容巫臣，是有自己深沉考虑的。巫臣是一位很有才智的人物，他逃楚居晋已成事实，其在楚的族人不会不被他所挂念，这一因素会使他永远不能全力事晋，但如果其族人受到楚国处罚，必然会把巫臣逼到全力事晋的道路上，这将给楚国带来莫大的不利。两相比较，还是不予处罚为上策。据《左传？成公七年》和《史记？晋世家》载，公元前584年，楚将子反（即公子侧）诛灭了巫臣的族人，巫臣闻讯后立即写信告诉子反说：“尔以谗慝贪婪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疲）于奔命以死。”于是他亲赴吴国，打通吴晋外交。教给吴人车战和列阵之法，并将儿子孤庸留于吴国，诱导吴国从侧翼攻楚，楚国自此出现了一个后方大患，不仅减削了北上争霸的势头，而且后来一度为吴国攻破。巫臣这种对楚报复的行为，也从反面说明了楚共王宽容决定的正确性。
公子侧认为巫臣的罪责是“欺先王”，其实楚共王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作为庄王当时的太子，他庆幸父王没有接纳夏姬，使自己的太子之位免受了可能发生的夏姬生子的威胁，他内心为此是感谢巫臣的，他不愿意让巫臣为此事而蒙罪。这一内心的隐情难以出口，因而用另一机智且极为得体的方式作了回答，．拒绝了对巫臣的定罪。
谷阳：他名掩实，借汤献酒
《吕氏春秋？慎大览？权勋》、《韩非子？十过》、《韩非子？饰邪》、《史记？晋世家》和《说苑？敬慎》多处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楚共王和楚司马子反率大军于公元前575年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与晋军对阵。子反平常好酒贪杯，这次出战前楚共王反复劝戒之，并让其身边的侍臣予以配合。两军交战之初，双方各有胜败，形成了一种相持状态。这天晚上，子反在营帐中苦思制敌之策，久而不得，口渴求水。身边侍者谷阳见主帅愁思劳苦，有心为其消愁，于是端上黍酒。子反见酒一喜，忙问：“是酒吗？”谷阳怕身旁其他人知道真情，传给共王，故意回答说：“不是酒，是辣椒汤。”子反心会其意，接酒痛喝。他难以自制，一连喝了许多“汤”。谷阳在楚共王告诫过的许多侍者的眼皮底下，将被戒饮的黍酒大碗大碗地献给了子反。
谷阳献酒于子反，既违了君命，又误了征战。许多典籍记载此事，正是要以此说明“小忠，大忠之贼也”的道理。而我们这里仅仅注意的是谷阳在众人的监督之下能献酒于子反、“小忠”能够实现的计谋。
谷阳此计的要害在于借汤之名，献酒之实。任何具体实物都有其相应的名称，这一名称是约定俗成的，它与实物本身及其属性并没有本质的联系，谷阳正是在客观上利用了事物“名”和“实”的可分性，在嗜酒如命的子反需要借酒消愁时，向他送去了实实在在的酒，而为了“执行”楚王的戒酒之令，应付负责监督的侍者，却将献饮之物冠以“汤”的名义。子反对谷阳称酒为汤的做法心领神会，二人默契自成，心照不宣。这样，好酒我自痛饮，汤名应付他人。
周围诸侍者由于子反醉酒而全负了楚王之托，他们失误的要害在于认名为实，没有对所戒之物从实在的内容上予以监督检查，被谷阳假借的物名所蒙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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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御人：御途被阻，擒鹿显艺
《韩非子？说林下》讲述了一个精于御术（驾驭车马之术）的人以计谋进见楚王的事情。楚王想得到最好的驾车人，这位精于御术的人前去求见楚王，但楚王身边的驺者（主驾车马的官）很嫉妒他，拒绝让他进见驾车。这位御者于是对楚王身边的人讲：“我有狩猎擒鹿的绝招。”楚王听说后，带上人和他一同去狩猎。一只鹿在前面奔跑，楚王的驾车人怎么也追不上，这位御者却很快地驾车追上了鹿，并将其擒获，献给楚王。楚王很佩服他的御术，问他为什么不以御术进见，这位御者遂将驺者的嫉妒行为告诉了楚王，楚王任用了他。
这位御者的目的是凭自己的一技之长见用于楚王，当正常的进用之路被阻隔后，他以能表现自己技艺之长的另一事情为借口进见君王。在这里，擒鹿的借口躲过了驺者的嫉妒阻隔，又极好地将自己的御术显露于君王之前，为求得良御的君王所看中。御者以曲折的途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薳启强：宝物招祸，巧计索弓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了楚国太宰薳启强以巧妙的方式向鲁昭公索还楚王宝弓的事。楚灵王大兴土木，建成了章华台（故址在今湖北监利县西北），想和诸侯一起举行落成典礼，但后来只邀请到了鲁昭公一人。楚灵王见了鲁昭公一时高兴，将一张楚国珍藏的被称为“大屈”的宝弓送给了鲁昭公作为礼物。事情旋过，楚王心疼宝弓，非常后悔。薳启强听说了楚王的悔情，即准备为楚王索回宝弓。他佯装不知宝弓之事，礼节性地来谒见鲁昭公，当鲁昭公说到楚王赠给他大屈之弓的事情时，薳启强即刻下拜，表示祝贺，并向疑惑不解的鲁昭公解释祝贺的原因说：“齐国、晋国和越国一直想得到这张宝弓，我们的君王没有送给他们，而赠给了您，您只要防备对付这三个国家，自会珍守宝弓，我能不祝贺吗？”昭公听了，心里害怕，就把宝弓送还了楚灵王。
楚国的宝弓是灵王赠送于人的，要再索还回来，实在不合情理，薳启强于是以祝贺为引子，向鲁昭公编出了三国求弓而未得的“前事”，他既向受弓人夸张了宝弓的价值，借以表示楚王礼物的厚重，同时又暗示了宝弓可能惹来的争夺麻烦。尤其是，薳启强编造的讨弓三国齐、晋、越，当时都是比鲁国强大刁悍的国家，楚国能够对付他们，鲁国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鲁昭公如果不愿与三国为敌，或者不愿介入三国争宝的纠纷中心，就只有把宝弓归还给有能力保持它的楚国。
越是宝贝的东西就越是招人喜爱，但也越招人争夺，这是天下常理。薳启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在鲁昭公面前，他编出假言，表面上抬高宝弓的价值，实际上暗示可招惹到的争夺麻烦。高明的是，他是以三国讨弓来反证宝弓价值的。他把宝物的两重属性合而为一，按自己的需要互相透视和反证，使鲁君留下楚王厚重的人情，而归还难以持有的宝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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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弃疾：告胜为败，惊死二兄
楚灵王曾亲率大军伐徐，他驻扎于乾豀（今安徽亳县东南），逾年不归。灵王的三个弟弟子干、子皙和弃疾乘灵王久离国都之机纠合力量，杀入国都，处死守国的太子，夺取了政权。他们立子干为王，子皙任令尹（最高行政长官），弃疾任司马（最高军事长官）。《左传？昭公十三年》和《史记？楚世家》记载了司马弃疾率大军赴乾豀解决了灵王的势力后，回军惊死二兄，夺取王位的计策。
子干为王后，向灵王手下的士兵传达了“先归者恢复其爵禄田屋，后归者受劓刑、遭流放”的王令，弃疾率大军赴乾豀迎战灵王时，灵王的军队已瓦解殆尽，弃疾几乎兵不血刃就解决了灵王的势力。为了回过头来收拾子干、子皙，弃疾采取了以胜告败的计策。他派人连续向国中报告战败的消息，郢都城中一夜数惊，人们都以为灵王军队取胜后会马上杀回，万分恐慌。灵王是一个极为狠毒残暴的君主，子干、子皙料难得到灵王饶恕，吓得六神无主。这时，弃疾手下之将曼成然自外跑回，对子干二人讲：“楚王马上就要进城了，他要###你们的擅立之罪，你们应早作打算，免遭受辱。”说罢，假作逃命狂奔而去。这时宫外又有人高呼：“楚王已进城了！”子干、子皙为逃脱灵王的凌迟之刑，遂自刎而死。不久，弃疾在自己所率军队的护卫下徐徐入城，他自立为王，后被称为楚平王。
弃疾告胜为败之计完全是针对子干、子皙两位兄长的，他要以此在郢都制造恐怖气氛，借灵王的残暴之性压迫二兄，迫使和引诱他们做出自杀的选择。
弃疾此计的成功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乾豀前线的战争消息未通郢都，二是子干、子皙懦弱无能。因为具有这两个条件，郢都的人们才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