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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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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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平,外患又起。这叫‘祸不单行’啊!”他们无拘无束的谈笑着,真有回家之感。王定烈说到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搞分裂的那个年月,朱总在大金川,曾去红295团团部座谈的往事。朱总说:“当年要是没有张国焘的错误,一、四方面军一块北上,没有西路军的失败,我们的力量就大得多,打日本鬼子时,也就发展得更快更大嘛!可惜,我们党内总是不平静……唉!”“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政治、组织路线正确了,没有人有人,没有枪有枪。路线歪了,有人有枪也会丢掉啊!你们红33军5军团的王维舟、杨克明、罗南辉、董振堂等同志,我很熟悉,都是干才,可惜,都为国捐躯了。我们这些幸存者,要走的路还很长哪!”正说话间,秘书来告:今晚中直机关组织舞会,请老总去宽松宽松,休息脑子。开饭了,几个人吃了一顿辣味十足、简朴的晚餐之后,朱总说:“你们两位来一次不易,也去参加参加好吗?”王定烈和魏国运都说:“好!”稍停王定烈又说:“好倒是好,可是不会跳呀!咋办?”朱总笑笑说:“不要紧,一看就会,胆子大一点,只要不踩人家的脚就没事,走吧!”当晚,就和朱总一同走进只有百十平方米的小舞厅。舞厅里没有什么乐队,只有一台留声机放着音乐算是伴奏。舞会开始之后,他俩坐在那里听听音乐,嗑嗑瓜子,一边看着跳舞的人们,一边焦急而又激动地等待主席的到来。第一轮舞刚罢,毛主席过来了,大家不约而同都站起来让座。他身着浅灰色衣裤,身材魁伟,比在长征路上和延安时期都显得高大魁伟。他环视左右,向大家招手示意。最后把目光落在他们两个陌生人身上,操着浓厚的湖南口音问:“这两位同志是……?”叶子龙立即介绍说:“他们是初建的空军航空兵23师师长王定烈、政委魏国运。来京开会,特来看看主席和总司令的。”“啊,都请坐下。不错,今天还有糖果、瓜子招待,你们先吃后跳。”毛主席说着,随手抓一把递过来,“不要拘束,回来一趟,吃块糖也不过分嘛!”然后就查起“家谱”来了。多大年龄啦,哪里人啦,何时参加革命,上了几年学啦……他们一一作了回答。主席又询问王定烈:“你学过飞行没有?”王定烈说:“没有,如果领导安排,我可以学的。”主席说:“那好,当师长能带头飞当然好,不过组织指挥那一套,你们总是有经验的嘛!慢慢就会熟悉的。我们新搞这么一个军种,给战士们插上翅膀飞上蓝天,保卫祖国领空安全,实属于必要……你们看,美帝飞机在朝鲜战场上十分猖狂,又是炸部队,又是炸交通运输线,他们称之为‘绞杀战’咧!还不时窜到我东北上空。台湾蒋介石在他的帮助下,有几架飞机,也不断在东南沿海一带骚扰。”主席谈话,似乎不是在晚会舞厅,而像是刚从办公室出来,又办起公来了。不觉已谈了20多分钟。主席才下场转了几圈,他舞姿比较轻松活泼,潇洒自然。
  采访工作照一场完毕,主席回来问:“你们为什么不下场?”“我们不会。”“啊啊,你们是怯场吧。其实,这同游泳一样,光有理论,不下水不行,这叫老兵碰上新问题。你们将去朝鲜战场打空战,也是一个新课题,它比跳舞难度大得多咧,哈哈。”王定烈说:“这个我们有信心。”主席点点头,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们做个有心人吧!”因为怕耽误了毛主席的休息时间,王定烈就拉拉魏国运的衣角,说:“主席、总司令,我们要走了,祝你们健康。”主席说:“你俩光看别人跳,怪难受的吧!那就自便喽。”朱总说:“你们以后再来耍啊。”告别了两位伟人,他们依依难舍地走出门外。
  

王定烈采访手记
SMG电视新闻中心记者陆薇薇
  王定烈老将军是我们长征栏目开机后采访的第一个老人,可以说,在见到他之前,我对于长征军人的印象完全是片空白,而对于长征的印象也仅限于中学历史课本上的几页记载。空军大院中的一个独立小院落里,院子里有一片菜地,我们去的时候天气还很冷,菜地里荒荒的。但是定烈老人很骄傲地告诉我们,经过他的打理,一到夏天,菜地里一定是长满了绿油油的蔬菜。老人刚过了88岁的生日,身体很健硕,说话也很大声。对于长征,老人的记忆其实并不那么清楚,他喜欢自顾自地说自己记得或者印象深刻的事情。而且一定是从头说起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听老人娓娓道来。现在,我已经很难记起老人说过些什么,不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老人对于历史的珍藏。采访过后,老人特地拿出了一套灰色的军装和军帽。军装很新,老人说,那是几年前参加一个活动之后发给老红军的,他特别收藏了,有机会就拿出来穿一下,感受一下当年的戎马倥偬。不过,他也舍不得多穿,怕衣服弄脏了或者弄皱了,老人说,当年的款式现在很难找呢。老人执意要穿上军装,执意要穿上草鞋。他说,天气好的时候,他会穿着草鞋到院子里走走。我不知道穿草鞋是什么滋味,不过鞋底看上去十分粗糙,想来穿着一定不怎么舒服。老人很认真地在镜子前面整理自己的军装,当年在长征的途中,后有追兵,前途渺茫,他也许从来都没有机会整理一下自己的军装,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穿着军装是什么模样。不过对于他来说,舒服不舒服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当一个人挨过所有的战斗、饥饿,还有比之更加残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活到今天,从容不迫地讲述经历,以告诫后人,这样的人对于舒适、奢侈早已看淡,因为他们深刻地理解了生存之道。正如老人所说,经百战之后,他从地狱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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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父亲闹革命
当红军长征变成举世闻名的壮举之后,很多年过去了,还有两名当年走过长征的姐弟,不知道自己曾经走过长征。71年前,1935年的3月,邓秀英、邓秀英的父亲、大哥、母亲、弟弟邓玉乾、妹妹、弟媳,还有一个姐夫。一家共八个人,随部队开始长征。家里只留下了一个弟弟,守着几亩薄田、三间老屋。
  邓秀英姐弟这八个人当中,邓秀英才13岁,比她小的是她6岁的弟弟和一个3岁妹妹。这个妹妹不久就出痘死了。许多年之后,他们回到了四川省通江县当农民,他们还不知道,当年他们走的是长征路。而当年,他们也从未想到,那条没有走完的长路将从此改变他们的一生。邓秀英和邓玉乾分别出生于1922年、1929年。他们的父亲邓心科,早在1932年就已经参加红军,编入红73师(后整编为31军)。邓秀英开始长征的时候13岁,但她“当兵”的时候,还只有11岁。那年她加入了童子团,替红军站岗放哨。姐弟俩虽然是老革命,但他们至今也不知道父亲邓心科在红31军当的是什么,只记得他“有个姓胡的秘书”。一开始,在红军入川前半年多,父亲就不种田了。父亲荒了田地,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听人说是在外面打麻将。妈妈和父亲经常吵架,说父亲不管家,滥赌,是败家子。乡亲们都认为父亲邓心科是个败家子,不事生计,只知道赌博。长征前的1932年,红四方面军入川,在通江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父亲的身份才公开,全家才知道,“败家子”父亲是地下党员,打麻将是他们碰头的掩护。这时的父亲,已是陈家坝区委书记。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邓秀英加入了童子团。替红军站岗放哨,检查路条。邓秀英还记得,红军是伴随着歌声一起来通江县的。红军唱的歌很多,有打仗唱的歌,有骑兵唱的歌,也有打巫山唱的歌。一直到今天,邓秀英的心里还是记得起这些歌。入川的红军还连连打胜仗,从通南巴打到仪陇、营山,父亲随部队征战。
  

姐姐背着弟弟去长征
这些都是姐姐对当年的记忆,弟弟邓玉乾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也不知道全家为什么要离开故乡,来那些“除了烂泥和草啥都没有”的地方。但是姐姐知道,如果不长征,他们全家早给杀光了!那时候土匪放话,说“参加红军的都没有好下场”,邓心科那家人“要杀得鸡毛狗尽”。有一天晚上,一个叫王绍怀的地主,闯进乡长的家里,把乡长杀了,这还不算,还杀了两个妇女。其中有一个是邓秀英的大姨妈,乡长则是邓秀英的大姨父。所幸的是,两个小孩躲在床底下,逃过一劫。乡长住的地方和邓秀英家就只隔了一条河,家里排行老二的邓秀英那时已经懂事,知道幸亏当时天亮了,否则就轮到邓秀英家了。惶恐中,全家几次躲到山里。一直到1935年,父亲终于回到通江,接全家作为家属随部队长征。在通江县,不止是邓秀英一家,很多人家和邓秀英家一样,也是一家一家的人跟着红军走,当时通江县据说有两万多人,基本上都走了。打仗的父亲走在前面的部队里;母亲则带着姐弟俩在紧跟着部队的家属队里行军。邓秀英的妈妈背铺盖,邓秀英则背弟弟。6岁的邓玉乾刚齐姐姐的腰,体重已经不轻。但没办法,再重也要背着弟弟走,要不就赶不上队伍。母亲用一根麻绳把邓玉乾牢牢实实地捆在身高不到1米30的邓秀英身上。就这样,一路上,邓秀英都是背着弟弟走的,背得邓秀英肩膀也痛,脚也痛,腿也痛。下雨的时候背,天晴的时候就让弟弟下来走两步,走一会邓秀英再背。从白天背到晚上,从天黑背到天亮,因为夜里也要行军。
  邓秀英姐弟说来也怪,6岁的弟弟却很听话。打起仗来,子弹呼啸,枪声阵阵,邓秀英叫弟弟不哭,弟弟就很听话的不哭。一天晚上的战斗中,姐弟俩险些没命。“嗖”的一声枪响,弟弟头上的尖帽子打落在几米开外。邓秀英慌忙把弟弟解下来抱在胸前,捂弟弟的嘴,生怕他哭出来,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背着弟弟过草地很苦,最苦的是饥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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