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起飞受阅。在通县上空，所有飞机集结编队，向天安门方向飞去。看到毛主席时，方槐和战友们三次推拉机头，表示敬礼。受阅胜利完成后，带实弹的几架P…51战斗机按计划留空担负空中警戒巡逻。方槐带领其他飞机在首都城区、郊区散发建国庆典传单。方槐还驾驶通信机带上电影摄影师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空拍摄开国大典的盛况。事后苏联人对方槐说：“以你们这样的条件，做到这样真不容易。”10月1日晚上，方槐没有参加国庆晚宴，而是守在电话机旁边值班，不过他还是兴奋得一个晚上没睡……在新中国，方槐历任中央军委民航局机航处处长、中国人民航空公司经理、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如今，在武汉市虎泉路，闹市之中有一个安静的大院，这是武汉空军的一处干休所。87岁的方槐和女儿方蕾一起住在这里。
方槐
东方卫视创意总监主持人骆新
与方槐将军的交谈，更多依靠的不是语言，而是纸笔。曾是我人民空军的创始人之一，离休后一直住在武汉某空军干休所的方槐，身板还算硬朗，但听力不甚好，这有些像是邓小平的晚年，对其他人说话的声音不敏感，我采访他，必须很大声地喊，倒是家里人（比如女儿、老伴）与他交流，尽管声音不大，他也可以听到——这真是个奇怪的现象：也许老人在这个年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是明显下降了；但阅尽人世沧桑之后，无论生活、还是思维，已被各种历史的细节所镌刻，延续在他们身上的，更多是一种非常执拗的习惯。方槐，是我所采访的老红军中，经历战斗次数最多的一位老人，这是因为他本人，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一直位于部队最基层的战斗序列。他是跟随中央红军走的，而且他们恰恰又是战斗中，忽而要做前锋、忽而又要当殿后的红1军团，所以方槐也亲眼目睹了，林彪、杨成武、耿飚等人，是如何指挥这支“狂飙部队”，创造了长征中无数次最经典的胜利。同样，在巨大的伤亡面前，方槐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他的许多战友，不管是他曾经编入的政治部、长征一开始就被打散，还是他在红四军当基层干部的作战班、排，几乎每逢战役，必有苦战，基本也都全打光了，真是“死伤枕藉、征途血染”。大概，也是由于方槐的讲述中，有太多的细节，所以我也完全忘记了，这些竟是光阴荏苒70前的老故事。我们离长征是那么近，可以嗅得到四处弥漫的硝烟和血腥味。我仿佛也跟着老人，疲惫不堪地在沟壑纵横的大山里、在碉堡如林的乌江边、在风霜刀剑的雪山顶、在饥寒交迫的大草原，向前奋力地跑啊跑着，究竟要走到哪里，究竟会在哪里倒下，谁也不知道，但是必须跟着大部队走，强烈求生的欲望，会产生出一种惊人的力量。我问他：当初为什么要当红军？老人说：我不当红军，只有死！其实，这个理由就足够了。我突然想到一句唐代岑参的军旅诗：“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也许在文人的眼里，战争是伟大的事业，更一种博取功名的渠道，但是，对于当时中国广大的、像方槐这样贫苦人来说，参军打仗不仅是一种肉体上求温饱、精神上求尊严的过程，更是一种对悲惨世界惟一的反叛！因为贫穷，因为不想死，理由就是这么简单，简单的红军将士，却能克服所有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一往无前！其实，方槐本人所受到的军旅教育并不复杂：红军是穷苦人的部队。红军长征，是为了解放天下所有的穷苦人！当不战斗，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当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红军战士们的心目中，也就有了最顽强的信念。恐怕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哪支部队，能够具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无数次从鬼门关死里逃生的老将军，或许早已笑看一切。在他不紧不慢地对战争的描述中，时常会在他的脸上，抹过一丝笑容。这种神态，也许是他后来所从事的空军事业所养成的，在天上俯瞰地下，仿佛就是从今天回顾从前，浏览过更广袤的天地与残酷的生死搏斗，一切困难，都算得了什么呢？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方槐将军的老伴，其实是陈潭秋烈士的###。据说他们的婚姻，在延安也曾是件很“了得”的大事。老奶奶天生是个乐观派，在与我们合影的时候，她笑着说：谁让他是老红军，我是老八路？所以这辈子，我都得服从他啊！方槐将军现在的愿望，是能够写一本中国空军的书，因为他还有许多宝贵的记忆，有待披露！
为读书离家出走
李中权近照在我们采访的10名红军战士当中，李中权算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了。我们不妨这样假设，如果李中权当年生活在一个和平安乐年代，他大概会安安静静坐在学校读书，甚至成为一名学者。但是，当年李中权没有这么幸运，正因为社会黑暗，人间不平，李中权最后只能离开他心爱的学校，走上了革命道路。李中权1915年出生在四川达县碑牌河石家坝。他家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息。李中权一家九口人，仅有的一点土地，只够维持全家四分之一的吃用。父亲李惠荣是个质朴的农民，母亲李王氏慈祥善良勤恳能干。在家中，李中权排行老三，大哥李中泮，二哥李中池。李中权印象中，大哥李中泮很开朗，所以他们几个弟弟妹妹很喜欢大哥。李中权下面，还有五个弟妹。大弟李中柏，小弟李中衡，大妹李中珍，二妹李秋来。就是这个小妹，年仅两岁，因为饥病交迫，夭折了。由于家境贫寒，李中权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李中权的父亲和哥哥不得不背粮食翻越大山，到一百二十里外的县城换盐，赚钱糊口。每次回来，父亲和哥哥的背都磨得血肉模糊。母亲带着几个总喊饿的孩子，地里的野菜野草都吃遍了。有一次，全家吃了一种叫老娃蒜的野菜，吃起来很香，却有毒，吃了之后全家又吐又泻，急得母亲抱着他们直哭。在这种情况下，李中权仍然幸运地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原来李中权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种习惯：不管家里多穷，做父母的总是要想方设法从自己的孩子中，选一个最聪明的去念几天书，希望他长大了做一个不受人欺负的“体面人”。当年李中权受到读新式学校的堂兄李中瑜影响，也非常渴望读书，于是父母就决定让李中权去私塾读书。9岁那年，李中权终于背起母亲缝制的书包上学了。在私塾读书，无非是读“四书五经”，成天“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因为学不到李中瑜说的那些新知识，不免让李中权失望。虽然感到失望，但这毫不影响李中权的读书热情，三年私塾，李中权一直保持成绩优秀。读完私塾，李中权要想去城里读新式高小，简直是白日做梦了。一边是家中父母兄弟拼命干活供自己读私塾，李中权也因此想不再读书了；但一边却又是无法遏制的强烈的读书愿望。无奈之中，幼小的李中权想出了一个自己以为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偷了家中20几个铜板，连夜离家出走，翻山越岭朝罗江口镇走去。一边走，李中权还一边想，去做别人家的儿子，只要他们能供自己读书，就是跪在地上磕头，也愿意。就这样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赶了将近一百里地到了罗江口，即没能找到有钱供自己读书的“父母”，身上20几个铜板也很快用完了。不过幸运的是，李中权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婆婆，问过李中权之后，那婆婆说，孩子你别太天真了，这年头能挣几个钱糊口已经不错了，哪有人肯出钱供别人读书啊。给李中权吃一顿饭后，婆婆劝李中权回家去，说你在外面跑出来，你家里爹妈多着急呀。这时候，李中权突然感到自己想爹妈，想家，恨不得立刻飞到家中。半路上，李中权碰到了父亲，背着米，吃力地爬着山。李中权又是跑又是喊，一头扎进父亲的怀里。回到家中，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东凑西借，筹到了学费，1928年，13岁的李中权终于如愿以偿，进了薄家场第五高小读书。李中权知道，自己的学费，是父母和两个哥哥用血汗换来的。在学校里，李中权读书非常用功，第一学期，李中权各门功课都得了个第一。因为成绩优秀，从第二学期开始，学校免去李中权的学费。家里不必再为李中权的学费操心，只要背些米到学校，当作口粮就行了。当时正是20世纪的3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不久，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相继回到四川，在自己的家乡点燃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熊熊烈火。蒲家场高小就是中共梁（梁山）达（达县）中心县委的重要活动场所，学校也控制在党的手里。那时，共产党和川东红军游击队在梁达一带已经有了较大影响，川东游击队的活动十分活跃。而“公民”课程的老师，就是后来任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张爱萍上将。他更是经常给学生们灌输革命道理，还公开骂国民党，骂蒋介石。有一次李中权悄悄地问张爱萍是不是共产党，张爱萍没有回答，只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随后，张爱萍把李中权拉到一棵大树后面，从内衣口袋拿出两本书：列宁的《论两个策略》和《唯物史观》，并叮嘱李中权说，“要保守秘密，要用生命保护这两本书。”从此，李中权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还积极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反帝拥苏大同盟”，组织学生开展爱国行动。两年后，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达县中学。那会儿，考了个第一名可是了不起的大事。乡亲们敲锣打鼓，抬着滑杆把李中权抬回村里，全村转了一圈后，才把他放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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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已是老革命
李中权考进达县中学是个好消息，但同时也是个坏消息。学费，对李中权家来说，依然是个难题。虽然在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