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并于1937年春节相聚在延安宝塔山下。那一年，在家中排行第三的李中权已经是家里最年长的人了，他父亲、母亲，还有大哥、二哥已经牺牲。1996年的10月，长征60周年的时候，李中权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长征路上最后一次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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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母子永别（2）
明知母子最终别，不再回头视母亲。待到苍龙俘获日，泪书往事晓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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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斗”张国焘
前面我们说过，1935年，红四军15个团和四川军阀刘湘80多个团在百丈关恶战，此战之后，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红军只好撤出百丈关一带，再次攻占宝兴、天全、芦山等县，临时成立了大金川和四川两个省委。李中权从总政地方局调任天全县委书记。当时，天全县有60多万人口，物产比较丰富，是前方作战部队的供应基地。不久，总政副主任兼四川省委书记傅钟找到李中权，让李中权准备一下，张国焘要找李中权谈话。李中权一向知道，张国焘很难接近，稍有不慎，就会挨整。但是，他既然来视察，肯定要问些天全的情况，自己刚刚上任，许多事还不清楚，怎么办呢？李中权就想，万一碰上不好回答的问题，只有随机应变了。张国焘当时40多岁，高个子，胖胖的。召见后，谈话开始了。“天全有多少万人口啊？”他带着江西口音问。“60万。”李中权回答。“全县有多少个区呀？”“六个区。”“县城边的是那个区呀？”“城关区。”“这个区有多少人呀？”李中权慌了，还没来得及统计呢。但是，最重要的是不卡壳。情急之下，他随口说：“13646”，虽然是临时编的，但有整有零，像真的一样。张国焘又问了这个区有几个乡，乡里有没有党支部，支部书记都叫什么名字。其实，李中权只记得两个人的名字，但必须说出五个，于是，又只好现编了三个人的名字。回答完后，李中权担心被发现问题，紧张得心直跳。好在，张国焘没有继续问下去，停了停后，又接着问这个乡支部有几个委员，都是什么委员，五个委员都是什么成份等。被逼得无奈，李中权随口说，有三名雇农，两名贫农，贫雇农占绝对优势。张国焘还问到了天全的物产多少，粮价高低，斗有多大，等等。当李中权说，县里准备规定米面的价格，抑制物价上涨时，张国焘扭过头对傅钟说，要傅钟抽时间给中权讲讲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和价格的关系问题。说完就走进里屋去了。走出张国焘的住处，傅钟拉着李中权的手夸他回答得很好！过去，不少人被张国焘问住了，不是罢官就是处罚，甚至还有被杀头的。回答不好就要杀头！李中权暗自庆幸，同时为自己编造事实而有些羞愧。其实，张国焘问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李中权心里清楚，乡支部哪有这样划分成份的，但我们前面也已经提到过，张国焘比较在乎成分。因此，李中权也不得不违心说了些瞎话。就是为了这个“成份”，不但是李中权的堂兄差点被害，他大哥被害。连李中权的朋友，红军独二师的师长马骏，也是这样被整死了。不过这次谈话之后，傅钟也专门找李中权说，价格是随着价值波动的，如果死死的规定价格，到最后肯定是行不通的，还专门抽空给李中权讲了两个小时的政治经济学。李中权觉得，了解一些经济学知识对开展工作还真有用处。
“独二师”政委
刚才提到“独二师”师长被害，到底是怎么被害的呢？这要从李中权怎么到“独二师”说起，更要介绍一下这位藏族师长的传奇经历。前面已经提到，李中权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时候，他已经是“独二师”政委了。之前，李中权还是天全的县委书记，在红四军撤离天全北上不久，李中权接到四川省委书记兼总政副主任傅钟同志命令：撤消天全县委，和傅崇碧同志一起带领四川省委机关4个干部工作队，一同再次北上，傅崇碧任大队长，政委。 1936年4月，李中权跟随四川省委机关的同志一起向北行军，来到西康省丹巴县城。这时，原来四川省委书记傅钟同志，又调回总政治部任副主任，当时就住在丹巴县城的红31军的军部里。一天，傅钟同志把李中权叫到军部，向李中权宣布了新的任命：去大金川的独立二师任政委。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形势，那个时候，红四军的部分部队已经越过党岭山，正向着西康省的理塘、巴塘、甘孜县前进，准备会同其他红军部队，一起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但还有一支断后的部队，和国民党以及军阀的部队对峙着，以保障前方部队的胜利进军。“独二师”的主要任务则是：担负西康省丹巴县地区西起绥靖县东至党岭大雪山的约300公里交通线的警戒任务，包括保护桥梁，剿灭土匪并保证主力红军北上经过这段路程时的安全，另外还有筹集粮款，组织群众支援红军等。听到命令，李中权当时毕竟年轻，有点愣住了。担心自己第一次做师政委工作做不好。关于独立二师的状况是这样的：1935年夏，在红一、红四方面军大会师的影响下，散居在川、康两省交界地区的少数民族先进分子，纷纷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起来，拿起枪杆子和大刀，反抗国民党的军阀统治。在西康省大金川丹巴一带，藏人马骏（藏名叫麻孜阿布）也拉起了一支武装队伍，并被红军收编，被授予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的番号。全师共有三个团，一团在丹巴县东约百公里处的边耳；二团在丹巴县西约40公里的八望镇，与师部较近；三团在绥靖县境内。师长叫马骏，副师长是由红军派出的金世柏。全师有2000余人，多数是藏族同胞，骑兵约占一半，装备了300多支步枪，其余是长矛大刀、梭镖。他们强壮剽悍，能骑善射，作战非常勇敢。为了巩固这支武装力量，加强该师的领导，有1百多名红军干部到“独二师”各级任职。接到调动通知后，李中权在省委直属机关做了些准备工作。先向藏区来的同志了解藏民的风俗习惯，学习一般礼节性的藏语，再向有经验的同志请教工作方法和经验。两天之后，在部队的护送下，李中权沿着大渡河的上游大金川北上，到达了“独二师”师部所在地八旺镇。迎接李中权的，是一位30多岁的非常英俊的藏族汉子。身着半旧的青锻袍，腰间系着藏蓝色的绸带，袍边和袖口上都镶着宽宽的滚条锦边。那人身材魁梧，体格匀称，脸膛微黑而红润，淡蓝色的大眼睛，透出和蔼诚恳的目光。看完军部的介绍信，他腰身一躬，深深地向李中权行了一个标准藏族礼。“可把政委盼来了，欢迎你，中权同志。我是马骏”，他操一口谙熟的汉语，热情地把李中权迎进师部屋子，一面吩咐警卫员倒荼送水，并通知炊事员备置酒宴。两人坐下，相互介绍情况。马师长介绍说，他父亲麻孜阿交，是个头人，又是郎中（藏族官职名称），虽然已经60岁出头，但还是天天忙着为红军筹粮。其实，在来之前，李中权已经了解到，马师长父亲威望较高，做了不少好事。向往革命，支援红军。已经为红军筹集了十多万斤粮食。不一会儿，马师长叫人送来一套崭新的藏族服，并亲自帮李中权穿戴好。为了让李中权尽快了解熟悉部队的情况，第二天，马师长陪着李中权下部队，与更多的同志见面。随后几天，师长和李中权形影不离，有时向李中权介绍师部情况，有时陪李中权下部队，有时与他饶有兴趣地交流藏汉风俗，教李中权学习简单的藏语。一天晚上，马师长又和李中权聊了起来，他说李中权穿上藏袍，很像藏族人。不过，有些动作还不够自然。李中权不解地问他，藏族的袍子为什么那么长呢？马师长笑着说，这个就像是汉人衣服的口袋，藏袍虽然没有口袋，可装的东西比口袋还多。说着，还把腰带扎上，半身的袍衣就成了一个大口袋。然后，像跳舞一样，身子一转圈，藏袍摆了起来，然后向地上一倒，长长的藏袍把马师长的身子全盖上了。原来藏袍还可以当被褥。聊到高兴的时候，马师长说，如果藏族姑娘骑马在前面，可不能与姑娘赛起马来，否则就是求爱了。马师长开玩笑似地说：“李政委，你可要小心哟！”那年的4月中旬，“独二师”奉上级的命令，在大渡河右侧的大山林间围剿土匪。这些土匪无恶不作，经常下山进村抢劫民财，残害百姓，有时还袭击红军，严重影响了我军对国民党刘文辉部队的作战行动。红四军要求“独二师”清除这些匪徒。剿匪战斗打响了，在一次搜山剿匪的激烈战斗中，李中权的左大腿中弹。子弹从骨头边擦过，血流不止，痛得难以忍受。几位身强力壮的藏族战士立刻抬着李中权去了后方的医院。第二天，马师长就赶到医院来看望李中权。但是，李中权和马师长这种亲密的关系不久就被张国焘的毒计割断了。1936年9月红四军决定北上。马师长则流露出不愿意随红军主力北上的意见。为此，张国焘以不可信任为由，向红９１师发了一份密电，说红军将要北上，马骏很可能不会跟红军走，他若留在当地又恐今后是个后患，故密令立即将他处决。为了防止意外，信中要求严格保密，不得走漏任何一点风声。同时信中还交代了执行的具体办法：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为名，令李中权和马骏火速赶到丹巴县城红９１师师部“开会”，不得有误。李中权接密信后陪同马骏去丹巴，其实没有什么军事会议，实际是来吃一顿饭，由91师徐深吉师长作陪。酒过三巡，以“击杯”为暗号，突然闪出一名战士，猛地一把卡住马骏的脖子，活活将他勒死。处死马骏后，张国焘为了防止马骏部下兵变，通知独立师编造假话，利用部队出操、上课、集合站队的机会，向大家讲，说马师长已调甘孜波巴政府工作，身体很好，希大家勿念，并望积极支持红军搞好工作。马老太爷也信以为真，此后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