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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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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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长征精神,坚定的信念,执着的勇气,无畏的精神,胜利的决心。在那个条件极端恶劣的年代,鼓舞着红军的队伍走出困境,鼓舞着中国人摆脱疲敝,走向复兴。因此,我们今天重访健在的老红军,不仅仅是抢救即将消失的民族记忆,更是重温这种引领民族命运的伟大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在长征70年后的今天,响亮地替逝者答到!
  

百里挑一进入红军电台
1918年,彭富九出生在江西永新县一个贫农家庭。6岁那年,在亲戚资助下,彭富九读了几年书。就是这几年私塾,改变了彭富九今后的命运。10岁,彭富九参加儿童团,不久就担任区儿童团团长,到了13岁,也就是1931年,彭富九已经成了永新县儿童局书记。也就在这年,彭富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胡耀邦是团省委书记,彭富九记得,经常要和胡耀邦打交道,在他眼里,胡耀邦是个敢说敢干性格外向,写文章很漂亮的人。彭富九小小电台屡建战功第二年,湘赣省军区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早在1929年、1930年,中央在上海建立无线电训练班,学员里有一个叫周德元,后来成了彭富九的考官。1931年,朱德和毛泽东下令,要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队伍。那年12月,肖克从中央军委带来一台50瓦的电台,湘赣军区立即决定在永新县城办了第一期训练班。对学员的要求那可不简单,要政治可靠,斗争性强,还必须是工作认真的年轻人。共青团中央巡视员冯文彬推荐彭富九参加了训练班。因为冯文彬了解到彭富九出身贫农,年纪小却很机灵,工作上会出点子想办法,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是棵好苗子,就向省军区推荐彭富九参加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但彭富九开始还不大想去,觉得搞儿童团工作,搞青年工作很有意思。特别是和胡耀邦在一块儿,天天有说有笑的,很有意思。后来彭富九想,还是先去看看再说。到了那里,考官周德元就让彭富九读报,虽然有点磕磕巴巴,但他还是读完了。见彭富九识字,于是周德元又对彭富九说,在电台工作,一天可以吃四顿饭,没事的时候还可以听戏,说着把耳机给了彭富九,彭富九戴上,果然听到南京国民党电台里的京戏了。当时在苏区,一天三顿吃饱都困难,不过在电台工作,晚上经常加班,所以有夜宵,这就是周德元说的第四顿饭的意思。就这样,彭富九成为了红6军团第一批12名无线电学员之一。这些学员,都是贫农出身、14岁到17岁之间的小伙子。没有教官,没有教材不说,连可以拿来练习的电键也没有,只好用嘴巴念,嘀哒,嘀嘀哒的。他们甚至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学习地方,很多时候,学习都是在行军中完成的。后来在湘赣苏区打仗的时候,缴了一部十几瓦的电台,还俘虏了电台队长王义军。这下,学习班的教官有了,王义军就成了红军的的教员,他还开始编写教材,自己装电键。再往后,苏区也扩大了,彭富九他们才有个教室,能够安安稳稳地坐下来学习,正规地学了三个月。那时开始,彭富九更加刻苦地学习文化,学习简单英语会话,学习收发报技术和电台修理技术,各门课程都取得了优异成绩。1933年7月,彭富九从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在红6军团电台队当报务员。刚才说到,第一期学习班一共有12个学员,说起这12个人的后来,令人感慨。其中一个还没有开学,就在“肃反”中被害。因为还没有开学,大家在一起闲聊,还在纸上随手写字,无非是当时流行的一些口号,比如:“打倒”“拥护”“万岁”“国民党”“共产党”,不料此时,保卫局的人就进来了,看到这些字,就说这些孩子反党,查出是谁写的之后,就把那个学员杀了。
  1955年彭富九被授予少将军衔之后,一个学员在永新县就跑了,两个学员学不会退出了学习班。剩下8个人,3个人留在苏区,5个人长征。到了延安又跑了两个,后来彭富九还在破译敌人密码时,看到过那人名字,是投敌了。另一个则到了胡宗南那里,1941年的时候,还曾写信给彭富九,说自己想回来,但彭富九也不了解他的情况,所以连信都没回。而彭富九打完抗日战争又打解放战争,建国后,也一直在军委技术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过去彭富九的履历很少披露,肖克评价彭富九说:知者不说,不知者无从说。彭富九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小小电台屡建战功
我们现在看到正史讲湘赣苏区突围是“西征”。实际上是为红军探路、打前站。后来在红6军团将士的心目中,“西征”就是长征。在彭富九的记忆中,长征前,四次反围剿战役打得非常成功。到了第五次,敌军30个团的兵力围困湘赣苏区,红6军团被困在遂川、万安、泰和交界处的山区里。这时,中央军委命令他们在1934年8月15日以前离开那个地区,突破敌人的包围。到湖南中西部地区,和贺龙领导的红3军会合,并开创一个新的根据地。这就是红6军团的“西征”,当然,当时不叫“西征”,叫“战略转移”。部队“战略转移”前,开了一个政治工作会议,是湘赣苏区省委书记任弼时主持的,号召大家,准备三个月的行军,多准备几双草鞋。13岁就离开了家,当时才16岁的彭富九,哪里会打草鞋,还是别人帮的忙,给他打了两双草鞋。他们有两部电台,小电台容易带走,但一部50瓦大电台,带起来就麻烦了。发报机重,电源也重。后来,在一次战斗中,那部大电台还是给弃掉了。在贵州甘溪一带,红6军团被打散成三股,彭富九他们往山上跑,敌人用迫击炮往山上打。但是谁都不愿意把电台扔掉,战士们还是想尽办法,把电台包括发电机、蓄电池抬到了山顶上。夜里,部队找到一个带路的猎人,准备突围,但那根本不是路,是山里的一条溪沟。无奈之中,他们只好把发电机埋了,笨重的蓄电池也埋了,只带着那个收发报机。这样就剩下一部电台了,50瓦的电台虽然不能工作了,但是还可以听敌人电台。但没电发机,就发不了报。等电台的人撤下山,肖克居然还等在那里,知道还有一个电台,战士们也都没事,肖克这才放心。1934年10月,红6军团终于在印江县和贺龙率领的红2军胜利会师。11月,在湘西永顺的一场战斗中,部队还缴获了敌人的一个电台。就在打了永顺战役以后,当时追击敌人的时候,在胡家关附近,天雨路滑,彭富九摔了一跤,伤了左腿,站不起来,更不能走路。部队在继续往前跑。彭富九就写了个条,叫路上战士往前传。纸条是写给任弼时的,告诉他自己摔伤了,不能走了。任弼时闻讯后,就叫战士给彭富九找了一匹马,但因为伤势重,彭富九连马都不能骑,最后只能用担架抬着彭富九走。在彭富九的记忆里,不但记得任弼时对自己很关心,更记得在那个危险的年代,任弼时的沉着稳重,毫不慌乱,这让彭富九非常佩服。1935年12月,红2、6军团从湘鄂川黔边界开始长征。这时,彭富九已担任红6军团电台分队长。红6军团由湘西突围至湖南芷江境内,侦察人员报告:敌人陶广纵队2万余人在前方堵截,一场激战即将发生。此时,红2军团和红6军团一部走的是另一条道,尚在20多里外的崇山峻岭之间,与他们迅速取得联系,确定作战方案迫在眉睫。红6军团首长肖克、王震命令立即架电台联络。当时,天空下着大雪,北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到处一片白茫茫,部队正行进在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上,电台天线怎么竖起来呢?彭富九心中很着急。他镇定地想了想,叫监护班、运输班的同志用带子把几根扁担连接起来,竖起了天线,又叫几个同志站在发报机旁,用身体挡住飞舞的雪花,自己就匍匐在雪地里把电台打开。北风飕飕地刮个不停,雪地里寒气刺骨,彭富九冷得全身直打颤,手也冻僵了。他呵呵气,搓搓手,又继续工作,终于与红2军团取得了联络。两个军团首长通话后,很快制定了作战方案。部队终于突破了陶广纵队的围攻,又继续长征了。
  

两次终生难忘的奖励
不久彭富九成了红6军团电台队长。那时,他们已经和贺龙部队会师了,而彭富九手里有一台是英国制造的电台,质量非常好。贺龙从洪湖根据地出来的时候,电台丢了。在和中央失去联系一年多的时间里,贺龙带着部队东奔西走,吃尽了苦头。所以,他对电台工作非常重视。贺龙不但派了一个连保护电台,电台战士都配有战马。还派了最好的司务长给彭富九他们做饭,打了胜仗缴获到香烟食品,也都会给电台的战士一份。贺龙曾多次对电台的人说:“我宁愿丢掉一个团,也不能丢了电台。”然而,就在遵义会议前后,彭富九这台质量特别好的电台突然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有7、8封急电须发给中央,但就是联系不上。17岁的电台队长彭富九急得团团转。彭富九不停地发报,有一次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中央的电台却回复他们说情况紧急,不能接收电报。无奈之下,彭富九飞跑着去找贺龙。一向爱开玩笑的贺龙眉头一紧,严肃地说:“小鬼啊,与中央失去联系是要杀头的啊。”彭富九带着巨大的压力回到岗位上,和战友们昼夜值守电台,一直呼叫了6、7天,中央电台终于有了反应。彭富九怕中央的电台再次拒绝他们,马上用明码连续不断地联络:“我是26分队,我是26分队。”当时,红2、6军团的电台代号是26分队。中央的电台终于回复了,彭富九兴奋得不得了,一口气把积压的8封电报全发了出去。同时中央也发来电报,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最新情况,并对红2、6军团作出了新的指示和部署。彭富九的表现让贺龙喜上眉梢。他大笑着对住在楼上的李达喊道:“参谋长,马上给彭富九做件大衣奖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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