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九说你太小，长大以后再当红军吧。可张四贵不同意，加上他父亲也求情。这样，张四贵就当上彭富九的警卫员，跟着部队爬雪山过草地。眼看长征快要结束，彭富九他们的部队已经来到渭河边上，渡过渭河，他们就可以和一方面军会师了。渡河的时候，天快黑了，还下着雨，敌人在后面追。渭河的水大概齐人的脖子，个子高的战士趟水过河没问题，个子矮的就不行了。部队是一个高个一个矮个，搭配着手拉手过去的。电台的战士首先把他们的宝贝机器弄过河去，然后再接个子矮的战士过河，轮到张四贵，可那孩子死活不肯上马。彭富九说，你不上马过不去的。张四贵说：队长你走吧，我有办法。彭富九只好站在岸边看，张四贵和贺龙马夫班的战士很熟，或许张四贵毕竟是个小孩，有点贪玩，他就跟着贺龙马夫班的战士，拉着马尾巴过河。结果下水不久，可能是被马踢着了，张四贵的手一松，就落水了。彭富九眼睁睁看着张四贵，在水中挣扎呼喊救命。不一会儿，张四贵被水冲走了，彭富九打着手电，沿着河岸跑，开始的时候还看得见张四贵，没多久就看不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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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多险难
其实彭富九自己也曾经碰到过危险。有一次红2军团在赣西作战，被敌人困在山上，没有粮食，彭富九已经饿了几天，他看到许多战士采山上野果充饥，彭富九也吃了一点，不料又是淋雨，又是掉进水沟里，这么一折腾，彭富九严重腹泻。部队突围出来，敌人还在屁股后紧追，部队只得跑步前进。彭富九拉肚子，跑一阵子，蹲下来拉一次。完了之后，就掉队了，提了裤子又追，刚追到又拉肚子。那回，彭富九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而体力也到了极限。让彭富九支持下来，靠的是意志的力量，要没有这坚定的意志，一坐下来就完了。
采访工作照好不容易，部队撤进了大山里，彭富九跑进老乡家，问他们有什么治拉肚子的药没有。老乡说，山里面哪有什么药，只有鸦片泡。彭富九如获至宝，赶紧问老乡要了一颗，吃了还挺管用，第二天彭富九就止住了腹泻。像彭富九当时那样的情况，确实挑战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极限。但饥饿才是长征时最大的敌人了。有一次部队到纪昌，彭富九断粮了，他跑到麦地里，捡藏民收割时掉下的青稞，半天，彭富九才捡到一把。凑巧，彭富九碰到了原来6军团电台运输班的班长。班长问彭富九说，你没有吃的了？彭富九说是啊。那个班长立刻说，我们每个人给你半碗吧。于是，五六个战士，每人给了彭富九半碗吃的。这才解了彭富九断粮危机，救了他的命。虽然饥饿时时进逼，但彭富九有一次竟放开肚子饱餐牛肉。原来是他打到了一头牦牛。可是，偌大一头牛，对当时一直处于饥饿状态的战士来说，简直是座小山，任凭你费多大的劲，也没办法把它弄回营地。彭富九用枪上的刺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割下一条牛腿。牛的大部分，只好留在山上。没有粮食害人，有时候有了粮食也害人。彭富九一个战友，还是他的老乡，有一次不知道从哪里幸运地弄到老百姓埋着的一罐子青稞，拿回营地，用脸盆炒了满满一盆，大家凑上来，战友就给每个人分了一点。随后，自己躺在大门板上吃，睡着了还在吃。炒的青稞，吃了以后要喝水，一喝水青稞就会发，肚子就要涨。到第二天要出发了，彭富九到处找不到那个战友，最后他看到那个战友正在爬树，还告诉彭富九说，自己涨得不行，想消化消化。彭富九说，我们要走了，你要不行就骑我的马吧。彭富九还特意关照马夫，叫马夫一定要把那个战友带回营地。那天部队行军六七十里地，而战友在半道就撑死了，马夫把他绑在马上，驮回了营地。那时有句口号是：一出门，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彭富九是独生子，他参加革命以后，家里房子就被敌人烧了，父亲和姐姐给敌人抓了，在家里没有什么，不可能回去，不可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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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九
东方卫视创意总监主持人骆新
采访彭富九的时候，正赶上全国许多电视台热播一部电视剧《暗算》。而创作这部小说的成都作家——麦家，就曾经是一名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军人。对于那个外表是植物研究所、实际上是某情报部门的“701”的描述，我相信，麦家肯定是取材于位于北京香山脚下的总参某部。因为与这个军队系统中最神秘的“深宅大院”毗邻而居的，恰好就是中国植物科学研究院。如此逼真的环境，使我不能不相信，我的校友柳云龙所扮演的“特工安在天”，随时都会出现在我面前。而我要采访的彭富九，难道不就是某种版本的“安在天”么？作为总参某部的前任部长，彭富九虽已年逾九旬，但依旧保持着“特立独行”的军人威严。在我采访的所有老红军中，他是惟一拒绝别人搀扶、独立下楼的老人。不过，我倒是没有看出，他身上存有多少“神秘”的色彩。倒是他的儿子，已经四五十岁的彭洪亮，在采访前，频繁地与我们面谈，希望我们能设计出比较周密的采访提纲。据他说，老爷子脾气很怪，与记者交谈，常常会“话不投机半句多”，遇到历史上说不清楚的事情，他会停止描述，坚决不扮演“捕风捉影”的角色。彭洪亮说，老爷子身体不大好，按照惯例，他只能每天讲一个多小时的话，然后就必须吸氧休息了。但是，在与我一次对话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彭富九，精神却表现出惊人的矍铄。他的讲话虽十分严谨，仍不乏亲和。他的听力非常敏锐，大概是多年做收发报工作所锻炼出来的能力（对《暗算》中关于“瞎子阿炳”的神奇听力的演绎，他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夸张，凡在我军从事过机要电报员工作的人，其实都有这种本事），手腕也很灵活，听说我也是军人后代，小时候还学习过无线电发报，他的精神头马上就来了，搬出一个小型的直流发报练习机，“嘀嘀嗒嗒”地为我演示了一段他娴熟的手法。据他自己讲，他每天都要用这部发报机“锻炼”，延续着自己对往昔的回忆、精神和身体的活力！也许，当年为了一句“一天能吃四顿饭、还能听戏”，就被“忽悠”到了机要部门的彭富九，做梦也想不到，长征途中，他所在的情报部门，会遭遇到那样巨大的压力。作为红2、6军团的大脑和神经中枢，他们就是决定一支部队生死的前哨，这些红军情报人员，不但要背负者沉重的设备、忍饥受冻、一路狂奔，即便大军驻足，他们也不能有片刻的喘息：既要联络自己的部队，还要侦听敌人的电台。他们要支撑着整个红军的指挥系统，自身也遭遇着无数次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这支小部队，可以说承载了当时红军最尖端的设备，他们是技术型人才，一方面，能受到自己人拼死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会受到敌人致命的诱惑——他当年的“同志”，就有好几个中途叛变投敌！我问他，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彭将军的回答，很坚定：我有信仰！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彭富九的记忆力超群。他所说的许多人名、地点、时间，很少有错舛。对于情报机要工作的重要性，将军陈述了很多，但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则恰恰是西路军的“出师未捷”、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军委震怒：为什么敌人“马家军”的来往电文，我们竟然都没有破译出来？经过调查，才发现是我军委二局（即总参某部的前身）一个干部、想要争破译之功，但自己破译不出来，导致积压了大量电文。刘伯承仰天长叹：“那可是几万条红军将士的生命啊，这是犯罪啊！”做情报工作，最重要不是技能，而是人格。而优秀的人格，则源自于对伟大事业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征，乃至以后的峥嵘岁月，彭富九将军都经受住了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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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送儿子当红军
王定烈的家乡宣汉县位于四川东部，背依绵亘千里的大巴山，浩浩长江从这里滚滚东去。在距宣汉县城西北90余里的山垭口，有个得胜场，方圆十几里，几百户人家都姓王，是明朝末年“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北孝感移居此地王姓人家的后裔。要说起来，王家在当地也曾是个大家族。不过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了王定烈出生的时候，他们家已经十分贫寒了。民国七年阴历十月二十日（阳历的1918年11月15日），王定烈出生在得胜场下王家屋。王定烈的父亲王乐道，属于“永万道大”的“道”字辈。他中等身材，粗壮结实，是个典型的农民，靠力气辛辛苦苦地养活着十个儿女。王定烈的母亲曾正秀长得很漂亮，一双秀眼仿佛能融解一切灾难。母亲是他们的顶梁柱，开荒、种地、挑水、养鸡、纺纱、织布、编篓、编筐，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王定烈几乎不记得母亲有时间抱过他，甚至没见过母亲在床上躺着歇息过，总是整日整夜不知疲倦地劳作。王定烈是拽着母亲的衣襟在田间长大的，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帮母亲摘豌豆、剥胡豆、采黄花。王定烈再大些的时候，和许多穷苦孩子一样，当上了放牛娃，赶着健壮的牯牛徜徉在青山绿水间。母亲是王定烈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的启蒙老师。在山区的妇女中，她是“博学”的。这是因为她的两个弟弟见多识广，大弟弟跑过买卖，二弟弟识字断文，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母亲的脑子里也装满了“杂学”。无论忙闲，王定烈总要缠着母亲讲上一段“三国”、“水浒”或是“岳王爷抗金”的故事。10岁那年，王定烈也终于得到了上学的机会。那年，王家家族中，有富裕的家庭请了一个私塾老师。按照中国传统，这样的私塾，也接纳同一家族中读不起书的孩子。当然，私塾的教材，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第二年，王家家族中一个叫王执中的人回到了家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