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饭一样的东西。然后，王定烈就昏睡过去了，到了晚上，王定烈醒来，那支红军部队已经撤走了。正当王定烈非常焦急的时候，碰到了另外两个负伤的战士，于是3人就结伴而行。下山以后，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队，他们只能在晚上赶路，白天躲在草丛里。第二天，3人看到了一间房子，大家高兴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休息一下的地方了，进屋一看，里面已经聚集了二三十个红军伤员了。这些战士都和自己的部队失散了，又都是伤员，大家疲惫不堪，饭是没指望吃了，能喝口水已经很不错了。正当王定烈迷糊之际，突然枪响，有爆炸声，惊醒的王定烈一看，敌人正从窗户外面，往屋子里扫射。这次王定烈没有中弹，总算是逃过了一劫。可是枪声刚停，敌人就闯进来，对着战士们一顿乱砍，王定烈手动了一下，就立刻挨了十来刀。王定烈昏过去了，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又迷迷糊糊醒来。王定烈爬到那些战士身边，挨个推他们，但都没有反应，这些战士都牺牲了。王定烈担心敌人再来，就爬进了一只木头箱子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王定烈听到一阵脚步声，以为是敌人，却原来是这家主人回来了。看见屋子里有一个浑身是血奄奄一息的红军，那老乡也大吃一惊，吓得转身就跑。王定烈连忙叫他站住，告诉那老乡，自己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那老乡一听，就不跑了。看到王定烈伤得严重，老乡甚至还想把王定烈留在家里养伤，但王定烈为了不连累老百姓，还是决定走。老乡给王定烈带了一点粮食，王定烈就拄了根棍子，离开老乡家。那天晚上，王定烈是在路边的石头缝下面过的夜，狼在王定烈耳边叫了一夜。到第二天天亮，王定烈一醒过来，马上想自己该立刻起身，继续走，要走到延安，找到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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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中归来
刚开始往山下走的时候，王定烈又遇到了3个红军伤员。大家一商量，都同意下山去延安。大家的干粮袋里都没有东西，就吃山上的草。4个伤员好不容易下了山，又遭遇敌人的骑兵。七个骑兵把他们4个人包围起来。敌人抢了东西之后，叫他们跪下，准备枪毙他们。王定烈哪里肯跪。正当这几个敌人要开枪的时候，远处一个当官的喊住了他们说：不许开枪，要活的！敌人先把他们关在地窖里，然后押送到富义县的监狱，把王定烈扔在一个马槽里。过了好几天，天气渐渐暖和。王定烈身上5处枪伤、刀伤，有4处化脓，还生了蛆。伤口腐烂，发臭到不能近人的程度。浑身虱子成堆抱团，刺痒难耐，捉不胜捉，手也没有力气去捉，身子稍稍动一下，就耳鸣眼花，头疼欲裂，身体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他几次昏迷，几次似乎离开人世，生命的游丝却不绝如缕。
向恩施进军途中。骑马者前为李人林，后为王定烈（）有一天，监狱来了一个护士，帮王定烈擦洗伤口。她给他擦完头上、臂上的伤口，又要为他擦洗腰上的伤口。但翻身过来，护士竟被吓得惊叫一声，很快地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护士领着几个男人过来，让他们把王定烈侧翻过来。几个男人也被他腰上的景象吓住了。王定烈从他们的对话中明白，原来他伤口处的蛆结成了窝，集成了核桃大的蛆团团，一翻身就扑簌簌往下掉。随后，那护士用纱布把一团团蛆从伤口拨拉下来，把腐臭的烂脓块一点一点地用盐水洗干净。过了些日子，王定烈的伤口才慢慢好起来。但是，子弹还没有取出来，一直留在王定烈的脊椎骨上。到了抗美援朝结束了以后，王定烈才有功夫住院，把子弹拿出来。在马步芳的监狱里，有一天居然来了王定烈的“老战友”郭锡山。这郭锡山原来已经投敌。他现在跑来，是想劝这些红军战士也投降敌人。王定烈非常生气，于是就想直起腰来。王定烈咬紧牙关，硬是挺了一下腰，把王定烈疼得当即栽倒。可没想到，这么一挺，本来横在他腰里的子弹，竟顺了过来，就好似动了手术，本来直不起来的腰，也能直起来了。最终看到战士们都不投降，郭锡山也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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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大逃亡”
1937年5月上旬，马家军将王定烈和300多名红军战士押解到武威。监禁了7天，又被押往永登县城编入“补充团”。王定烈被编入五连四班。每个连有3个敌军官（连长、排长、司务长），其他都是红军战士。王定烈坚持不当敌人的兵。二排长余嘉斌（负伤后被俘的红九军连长）劝他说：“现在我们不能走。敌人说是不当兵的往兰州送。实际上是活埋。何必去白送死呢？革命时间还长着哩！听说毛泽东、党中央正在设法营救咱们，在这暂栖身吧，找机会逃！”王定烈觉得有道理，便在“补充团”呆了下来。6月下旬，他们被押去修筑新（疆）兰（州）公路，变成了“劳役团”。“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前方兵力吃紧，要求补充，蒋介石下令马步芳抽调兵力补充。马步芳顺水推舟，把1500人的红军“劳役团”当作新兵调去顶账。一则保存了自己的实力，挖去了身边的祸根；二则可以讨好将介石，一箭双雕。1937年8月20日左右，“劳役团”向兰州开拔。到了兰州，他们听旅客说兰州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即派人前去联络，可是还没联络上，部队又开拔了，错过了机会。两天后抵达西安，在“革命公园”驻扎，晚上就要乘火车去武汉。“劳役团”党组织立即派人越墙出去找“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报告情况。西安办事处主任吴玉章闻讯后，一面电告党中央，一面派人买了十几车蒸馍，前去慰问。经过一个星期的交涉、斗争，他们终于实现了回归红军队伍的愿望。8月底，他们开始步行去延安。9月初，他们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延安。关于这段经历，王定烈曾做过一首诗：血 洒 祁 连（一九三七年三月）
戎装征尘染血痕，
远游祁连几断魂；
此身剩得三寸气，
横戈立马闯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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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将“新长征”
1951年10月，在空军师长、政委会议上，刘亚楼司令员强调，按毛主席1950年4月15日的题词，“创建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在强大的陆军基础上组建空军。而此时的不少空军指挥官连飞机是啥样都不知道。1951年8月，在鄂西恩施军分区任司令员并担任剿匪工作的王定烈收到湖北军区拍来的电报，通知他，为加速空军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总干部部决定他调离现职，去组建航空兵。11月，中南军区空军在汉口召开党委扩大会，会议结束时，曹里怀司令员转达军委空军的命令，调王定烈任空18师师长。当王定烈到达广州白云机场，看着停机坪上一排排整齐的战鹰时，他的心中着实没底，大有老虎吃天无处下口之感。“这个师长该怎么当呢？”王定烈笑着说，“我根本不懂飞行啊，这么近距离接触飞机还是第一次。哎，没得办法，硬是逼上梁山。”空军当时有条规定，一旦过了30岁就不准学飞行，加之王定烈又是师长，就只好担任指挥员。当然搞指挥工作，也得对飞行技术和术语懂啊。怎么办？王定烈只得学，好在有几个苏联顾问，他们都是专家和飞行员出身，王定烈不懂就请教他们。广州的初春已进入梅雨季节，这对靠天吃饭的航空兵无疑是残酷的。18师向军委空军提出加速训练的几点建议，争取可飞天气。建议很快得到批准，空军决定将空6师和18师的各类指挥人员与飞行部队进行对调，飞机、机务供应、保障等部门一律就地互换使用。1952年3月6日，18师有关人员到达沈阳市于洪屯、东塔两机场，在空6师的协助下，加速战前训练。但沈阳的基础设施差，教员少，教练机更少，技术、器材保障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飞行员在战斗机上总共训练不足三、四十个小时，有不少飞行员还没能放单飞就上了战场。5月20日，空18师全师59名飞行员和40架飞机分批由沈阳东塔、于洪屯机场飞抵朝鲜战争的第一线大孤山机场，进行实战训练。从6月21日至11月30日，空18师编队共出动战机74批614架次，击伤敌机一架，击落六架。我军战机被击落了三架，一名飞行员牺牲。几经较量，从清川江到鸭绿江上空成为美国空军望而生畏的米格空中走廊。美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一夜间竟成为世界空军强国之一。朝鲜战争中，美国军队的优势首推空军，兵力投入达10万余人。各型作战飞机1400余架，约占美国空军的五分之一。美军的飞行员大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均逾千小时以上。而我军的空军最初只有五个师250架飞机，后增加到九个师450架，敌我对比悬殊，飞行员又大都是刚从东北老航校毕业，平均飞行只有几十个小时，甚至个别的尚未单飞就参加了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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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会见
在王定烈忙着“新长征”期间，还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插曲。那是1951年10月下旬，空军召开新组建的第五批航空兵师师长、政委会议。此时的王定烈已由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的职位调到新组建的航空兵第23师任师长，魏国运任政委。23日，王定烈和魏国运到达北京。王定烈和魏国运都是初次到北京。任何名胜古迹都可以不看，但必须争取拜访久别的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他们同中央办公厅叶子龙主任通了电话，约定星期六下午到中南海。先到叶家，由叶带他们到朱总司令家。朱总在他那古朴简陋的寓所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王定烈近照王定烈说：“老总您好，我俩这次来京开会，特意来看看老人家。”朱总说：“谢谢你们，我很好，就是进城之后，拉拉杂杂的事多些，又加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打一年了。内忧未全平，外患又起。这叫‘祸不单行’啊！”他们无拘无束的谈笑着，真有回家之感。王定烈说到了一、四方面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