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生的，它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证实，随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不会使它们丧失有效性。在变化着的世界中，赋予这种思想权威性的正是它们的永恒性。
区分思想的第二个范畴，即具有相对长期有效性的思想，显然是个更大的范畴。如毛泽东所说，属于这一范畴的是那些可运用于“具体情况”的“抽象原则”，这些原则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完全产生于非中国的经验。此外，属于这一范畴的思想并不构成一种封闭的体系，而是可以根据变化着的世界及这一世界的映象而有所增减。属于这一范畴的思想构成了在概念化阶段与感性认识相互作用的“前概念”，这种“前概念”本身必须扎根于实在的经验之中，要通过每一次与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而不断得到微小的修正，因为物质世界本身就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会使这些思想的有效性不断得到证实，或者也可能会证明这些思想不再具有有效性。属于这一范畴的思想与上面所描述的第一种范畴的思想不同，它们不可能排除这种无效性。在这一范畴中会不断提出一些有潜在可能被吸收到这个范畴中来的候补物，但是，只有当它们的有效性在实践中经过多次检验而得到证实时，方能被收入这一范畴。毛泽东使用“规律”和“科学”这样两个术语来描述属于第二种范畴的思想。他谈到过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形下的规律［78］，也谈到过特殊的军事战略方面的规律［79］，但总是强调规律的可变性，以及超出特定条件，机械运用这种规律具有的危险，虽然规律被运用于现在以改变未来，但由于它的辩证性起源，它们必然是具有追溯力的：“思想认识变成为一个体系，一般总是发生在事物运动的终点……在事物变成规律并为人们所认识之前，事物总是一再出现。”［80］同时，毛泽东把科学定义为“正确而又系统化了的知识”［81］。正确而又系统化了的生产斗争知识是自然科学；正确而又系统化了的阶级斗争知识是社会科学［82］。最后，我们看到，正确而又系统化了的知识一旦运用于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它们就成了自由之源。社会科学有助于社会领域的自由，恰如自然科学有助于自然领域的自由一样。［83］
论知与行（13）
毛泽东在谈论构成第二种范畴的思想时强调其具有相对长期的有效性是以这种思想归根到底意义上的短暂性为前提的。客观状况的易变性，使一切固定的标准、标识和规律最终都将变得不正确，不符合实际。［84］这一规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规律、标识和标准（即构成第二种范畴主体的那些思想观念）也是适用的，正像它适用于其他的思想一样。马克思关注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独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因此，毛泽东认为，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在运用于工业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如中国）条件下时是有局限性的。［85］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对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指出，中国的实践和列宁的实践一样，都已超越了马克思。［86］1965年，他对埃德加？斯诺说：“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87］因此，认识过程中的“前概念”不应该仅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而应当用中国实践所产生的概念来不断地加以丰富。［88］
对于毛泽东来说，在确定第二种范畴某些思想有效性的局限性时，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历史时代。他在1960年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89］后来，人们也把毛泽东本人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90］。对历史时代这种观点，我们在考察毛泽东的政治历史观时，将作更为具体的分析。但是，历史时代这一观点，作为一系列既定的“前概念”期间可能是有效的时代，显然构成了毛泽东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三种范畴，即相对短期有效的思想，讲不了很长篇幅，因为我们已经以很大篇幅讨论过在检验属于这一范畴中的思想时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在这一范畴中的思想是特殊的认识过程的产物。在它们得到进一步检验之前，它们的有效性仅限于它们由之产生的具体环境。尽管如此，在观察者—行动者以后试图认识变化了的世界时，它们仍然可以成为能为他们所运用的前概念的一部分。我们在毛泽东谈论规律的产生方式时可以看到，在许多这样的认识过程中，作为“前概念”被证实是可靠的这种属于第三范畴的思想，就可以被当作第二范畴的概念或理论来使用了，因为第二范畴的思想是相对长期有效的思想。
除了作为对思想进行分级排列的手段来检验思想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之外，我们还注意到，在毛泽东相关论断的深层内涵中还存在第三种检验标准：即根据那些进行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并将认识运用于实践的观察者—行动者的各自特点，也可以对思想进行分级排列。在毛泽东的认识论体系内，观察者不一定都是相同的，因而，其认识过程的产物在有效性方面也未必都是相同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观察者的角色是与行动者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所有的实践都具有政治内容，所以，在他的认识论体系中，判断观察者身份合法性的标准是与在政治领域判断合法性完全相同的标准。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论及这个问题和这些标准。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论知与行（14）
实用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
我在其他地方已详尽指出［91］，我们这里所描述的认识理论酷似美国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的认识论。杜威的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非同寻常的影响，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曾与这些知识分子有过接触。与杜威一样，毛泽东也认为思想产生于实际经验，并且反过来又塑造这种经验。他们两人都把世界看成是一系列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需要理论与行动。［92］确实，这种相似性对毛泽东来说是很明显的，因为他不止一次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即使到了“大跃进”前夕，也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最缺少现实主义色彩的时候，他仍坚持说相反的话：“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主义者。”［93］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是实用主义是不够的。在同年晚些时候，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主观符合客观法则”，是“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94］。正是革命的热情（他在同一年的另一个场合谈到这一点时，称之为“革命的浪漫主义”［95］）使实践目标富有活力。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目标既不是想象的产物，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他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96］。正如我希望我已阐明并将在讨论毛泽东政治发展概念的结论性一章中需要进一步详尽阐明的那样，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试图通过对实用主义者和幻想家这两种方法实行一种新的综合，从而向那种把他们划分为对立的两类人的观点发起了挑战。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2页。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3页。
［4］《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
［5］毛泽东作为基本矛盾的例子来运用的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25~326页。
［6］ 这一说法最初出自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1941年，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重申了这一主张，指出，许多人讥笑他那个口号是“狭隘经验论”，但他仍然坚持没有调查不可能有发言权的主张，因为，没有亲自作过调查研究而作的发言，不过是一些“无知妄说”。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1页。在1956年，他再次重复了这一观点。
论知与行（15）
［7］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5页。在那里，毛泽东用一个假设的检查团参观延安根据地的经历来解释他对感性认识过程的论述：“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同上。
［8］《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郾6—）》，7l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9］同上书，75页。（毛泽东在1941年9月13日讲过意思相近的话。———译者注）
［10］在1958年，他在敦促官僚们下基层和“下马观花”时，再次运用过这个形象化比喻，参见《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31日）。
［11］ 参见《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31日），《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1963年5月20日），以及《关于四清运动的谈话》（1965年1月3日）。毛泽东认为，比较之下唯心主义者就省力得多，因为，他们不需要将自己的思想与客观实际相符合。
［12］《在杭州会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