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下唯心主义者就省力得多，因为，他们不需要将自己的思想与客观实际相符合。
［12］《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5~6月）。
［13］《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8页。在其他地方，毛泽东重申了间接知识的重要性：“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同上书，213~214页。另一方面，他主张对间接知识进行验证，因为这种知识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6页。
［14］《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7页。
［15］《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1965年1月14日）。
［16］《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9页。
［17］同上书，285页。
［18］参见上书，285页。
［19］同上书，149页。
［20］《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读书笔记》。
［21］参见《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5~6月）。
［22］“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0页。1963年毛泽东指出：现象与本质是对立的统一，从现象到本质，本质看不见，要通过现象。接着，他还说，只有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到这一点；在那时，“蹲点”是作为口号来描述的。参见《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5~6月）。
论知与行（16）
［23］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39页。
［24］《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0页。
［25］ 例如，参见上书，290页。
［26］［27］《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9页。
［28］［29］同上书，819~820页。
［30］参见《人民日报》，1956…04…05。
［31］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阐述过这一点。例如，可参看《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3页，在那里，他谈到了通过这个过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还可参阅《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4页；《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45~753页，和《八大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
［32］参见《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64年3月）。
［33］《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的谈话》，1965年3月16日，参看社论《列宁主义万岁》，载《人民日报》，1960…04…20。
［34］《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1958年5月23日。
［35］《在郑州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日。
［36］［3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2页。
［38］ 同上书，325页。
［39］ 参见《同尼泊尔教育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3月29日。
［40］ 这一观点包含在《费尔巴哈论》第十一条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1］例如，Martin Glaberman的Mao as a Dialectician，载于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第8期（1968年），94~112页。也可参看Arthur Cohen，The munism of Mao Tse…tung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27~28页。
［42］这使我想起缪勒教授对那些将“僵硬刻板的‘正—反—合’的形而上学公式强加给黑格尔逻辑”的人所进行的嘲笑：“The Hegel Legend of ‘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载于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第19期（1958年），411页。另一方面，我认为毛泽东比黑格尔更喜欢运用这种逻辑规则。
［43］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00页。
［44］一种早于《实践论》6个月的相似的有趣描述，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找到。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是这样描述战略决策的形成过程的：首先是周密的侦察；其次是根据这种侦察作出正确的判断；最后，在这种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再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79~180页。
论知与行（17）
［45］《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7页。
［46］《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58年5月17日。
［47］参见《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31日。
［48］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1963年5月20日。
［4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9页。
［50］“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本质上相同的观点可在《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31日）和《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58毛5月17日）里找到。
［5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9~840页。
［5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0页。
［53］《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297页。
［54］《最伟大的友谊》（1953年3月9日），毛泽东有关意识和物质的相互关系的原则表述，使人联想起斯大林于1950年写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他是这样表述的：“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
［55］Richard Bernstein，Praxis and Action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1，
［56］“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63页。
［57］《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477页。接着毛泽东又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看看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在1961年，毛泽东主张，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思想不可能是正确的，因此，“从没有先知先觉的人”。参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读书笔记》。
［58］《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2页。
［59］参见《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953年9月16日，参看《庐山会议上关于总路线的讲话》，1959年7月10日。
［6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0页。
［61］《毛泽东文集》，第7卷，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2］《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参阅《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64年3月）。在此，哥白尼的太阳学说被作为例子加以引证。
［63］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
论知与行（18）
［64］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0页。
［65］ 同上。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66］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munist China revised editio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67］Ibid。，
［68］Ibid。，
［69］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载《人民日报》（1965年9月3日），由译为China After Mao（New York；Praeger，1969）。
［70］舒尔曼在“增补”他的著作时，本人也认识到了这种变化，但是对他早期阐述中的一些细节并没有加以探讨。
［71］Frederic Wakeman：The Use and Abuse of Ideology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载China Quarterly，第61期（1975年），127~151页。
［72］实际上，正如魏斐德所正确指出的，“严格地说，只有‘实践’类的思想才完全符合舒尔曼的系统界说［即关于构成某种组织特征的思维方式的界说］”。
［73］《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87页。。
［74］在1934年，毛泽东用一种比喻提出了方法是第一位的观点：“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39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1963年12月13日）。
［75］《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58年5月17日）。6年之后，他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参见《关于阪田昌一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76］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12页，三个月之后，在鲁迅逝世第一个周年纪念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运用了这段话：“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这段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再度重复，不过，那时候常常用来象征毛泽东思想。
［7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06页。
［78］参见《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79］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73页。
［80］《〈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读书笔记》。
论知与行（19）
［81］ 《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82］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5~816页。又见《反对党八股》：“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