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辩证法”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联系。在西方思想中，这种联系是在近代发展出的产物。在古希腊思想中，被称为辩证方法的东西的起源与认为世界是由内在冲突的动态过程所支配的观点的起源，是不一致的。对于起因问题，辩证法所说的起因与那种把世界看作是由内在冲突的动力所支配的起因论是不一致的。而在中国哲学史中，却至少有可能认为这两种不同的思想脉络具有共同的根源。在探究这一共同根源时，我们会发现，它使人们联想到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在中国传统本身中也有作为冲突的对立面和作为前进的变化这样一种观念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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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6）
“辩证法”这个词和“对话”这个词有共同的词根；这两个词都可以追溯到希腊字“dialegesthai”，即“交谈”。通常认为辩证方法起源于埃利亚的芝诺，他把这种方法建立在整体同一性原则的基础上———这种原则认为事物不可能在同一瞬间具有对立的性质。［16］在辩论中，芝诺通过引导对方肯定两个相互矛盾的论点来驳倒对方，当芝诺指出这种矛盾时，他的论辩就取胜了。这种辩证方法后来成了诡辩家们论辩的基础。［17］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不完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这一术语，用它来指通过对话———一系列的提问和回答———而获得真理的方法。［18］亚里士多德把狭义的辩证法看成是一种低级的论辩形式，他认为，这种形式以小前提为基础，而不是以依据直接观察所得到的大前提为基础，认为其特征是“展示性方法”。［19］
辩证方法在其古希腊思想的根源上萌生后，并没有牢固扎根于冲突和矛盾是世界的自然本性，因而任何一种分析方法都要反映这种矛盾的思想。相反，它建立在两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一种与亚里士多德有关，他论证说，既然内在矛盾不是世界的特性，因而逻辑证明就可以以展示和排斥这些矛盾为基础；另一种与柏拉图、苏格拉底相联系，这种观点排除了辩证法与自然秩序的任何一种必然联系，并把它当作通过对立观念的相互作用而寻求真理的一种手段。
虽然这些辩证法的观点在形成中世纪的思想时产生过影响，但辩证法只是在被德国哲学家所掌握（从康德开始，经过费希特、谢林和施莱尔马赫，到黑格尔）时，才得到了改造，并获得了重生。黑格尔和他的前辈们所尝试的实际上都是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辩证法构架统一起来的事情。他们论证说，矛盾的观念事实上是互相否定的，但是，这种否定不会使原来的观念完全失去合理性，而是通过一种新观点的产生使之被取代。费希特在描述这个过程时是这样认为的：一个命题与其对立的观点即反题发生相互作用，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命题。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一个观念必然产生否定的观念，从二者的冲突中，作为外化或取代的结果，必然出现一种新的观念，即否定之否定。黑格尔把这个过程的每一阶段都看成是绝对观念通过历史而逐渐实现的组成部分。由于这个过程充满对立因素的冲突，因此，辩证法———我们理解这个过程的方法———同样也必然地包含着冲突的对立面的相互作用。
当马克思着手将黑格尔“头脚倒置”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改造成唯物主义辩证法时，他通过把辩证法与赫拉克利特的以内在对立为特征的自然观相结合，把黑格尔对辩证法的改造向前又推进了一步。但是，赫拉克利特所强调的是固有的对立的互补性，而马克思却强调其冲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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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7）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作为现象的冲突和作为分析方法的冲突的分离，绝没有这么明显。《易经》既描述了多种多样冲突因素结合构成的世界，也描述了分析这个世界的方法，无论其形态多么原始，它都是要通过反映这些冲突来理解这些自然现象。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原始的方法在道家那里被精制成为一种典型的辩证法。《庄子》第二章中对此有清楚的表述：“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谓两行。”［20］李约瑟认为，这种根植于道学的辩证法在观察自然时能更好地解释变化。正因为如此，这种思维方式与李约瑟所谓的西方思维中“亚里士多德僵硬的形式主义”相比，在开始时更有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21］
道家的这些观点在墨子的哲学著作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阐述。［22］ “必然如此”并不是终极点，每一种肯定都有一种否定相伴随，每一种自然现象必然有另一种与其对立的现象存在；凡是有“是”存在的地方就有“非”存在。这就是“必然如此”的含义。［23］他接着说：“某些人断定特定事物就是如此，并使人相信这种判断是正确的；而另一些人则否定这种判断，对它产生怀疑。［终极真理］如同圣人一样也包含了所有的否定因素，除非没有［更多的］矛盾。”［24］
在中国传统中存在着原始辩证法思想的第二个脉络，它可以追溯到印度的辩证逻辑，这种逻辑是与佛教一起传入中国的。这里所讲的印度学派是龙树［25］的学派；他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中道经文”的理论，在公元15世纪被译成汉语时书名为《中论》［26］这一学派的核心理论可作这样的释义：“一切事物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没有一刻是相同的，因而一切都是不真实的。”［27］两位与佛学辩证法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哲人是僧肇（384—414）和吉藏（549—623）。僧肇强调这种思想形式与道家中相似流派自然而然的密切关系；与此相反，吉藏认为，只有运用排斥和否定的辩证方法才能达到终极真理———“谛中”，并详尽阐明了排斥和否定的辩证法。［28］
从这些段落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们在中国古代思想的自然观中所发现的突出对立因素互补关系的观点，在这些方法论的讨论中，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冲突和互补都可能发生的看法所取代。同样明显的是，马克思实现的把以对立力量相互作用为特征的自然观同以对立力量相互作用为特征的研究方法的结合，是早在许多世纪前中国传统中就至少是以原始的方式完成了的结合。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都看到，中国和西方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是平行的。在1972年，中国作家郭沫若在与法国政治家和作家阿兰·佩尔菲特谈话时讲道，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思想都存在着辩证法的渊源。郭沫若认为，在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之后，西方思想已丧失了它的辩证性，与之相反的是，古代的辩证法在中国依然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思维模式。他确实认为（可能也不是没有一点嘲讽意味），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可能都是从中国借用的。［29］当毛泽东本人谈到中国和西方在古代和近代运用辩证法的关系时，也这么看，只不过方式与郭沫若多少有点不同。毛泽东认为，每一种关系本身就是辩证的：在西方，古希腊的辩证法被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所否定，而它们两者又被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所超越；在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同样为封建经典中的形而上学所否定，这两者最终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而被取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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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8）
这种原始辩证法思想传统在中国环境中的连续性的观点，对于理解毛泽东如何吸收和发展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发现的辩证法至关重要。在黑格尔和马克思能够以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的思想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一种新颖的否定和超越的地方，毛泽东在中国背景下对这些思想的发展，却是在与这些思想所冲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生机勃勃的共鸣中进行的。由于毛泽东熟悉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中的原始辩证法内容，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天生的辩证论者”，正是在同一意义上，斯图尔特？R？施拉姆把他称为“天然的列宁主义者”，因为他出自本能地接受了列宁强调###的思想和革命组织的原则。［31］与此同时，意识到同样的看法也适用于毛泽东有关辩证法的著作和讲话所针对的听众和读者，是非常重要的。从许多毛泽东经常用来阐述其辩证法思想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一点，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这些例子使毛泽东所掌握的辩证法具有一种独特的中国特征。［32］在毛泽东论述这种冲突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自然、社会和方法的共同性质）概念时，这种特征尤为明显。
如我已提到的那样，马克思有效地把他从黑格尔以及最接近的前辈那里所继承的作为方法的冲突观念，与他对物质世界充满对立斗争的早期思想（强调对立的冲突性质而不是互补性质的思想）的重新解释结合在一起。这种重新解释表现为马克思的继承者在其著作中使用“矛盾”这一术语来描述辩证关系。但是，这一术语的使用，把冲突的一般性概念与由矛盾这一术语所描述的冲突的特殊类型两者间本已相当清楚的区别搞模糊了。按一般的说法，我们通常是把彼此冲突的客体、力量或观念与彼此对立、矛盾的客体、力量或观念加以区别的。冲突和矛盾都是有客体、力量或观念在其中发生相互作用的共同构架的含义。然而，在冲突概念承认这个构架内存在某种可能的一致性基础的地方，暗示着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对立的矛盾概念却不承认这种同一性。矛盾或两极对立的观念在物质世界中最有意义。但是，马克思之所以关注自然界，仅仅是因为它与人类的生产过程相关。马克思本人最关心的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冲突，而不是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两极对立的力量的例子。那样做的是恩格斯和后来的列宁，他们用这种例子，以类比的方法说明他们在社会事务中的辩证观。他们据此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