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谄李斯。
到了这时，李斯听说有人在调查自己和儿子李由，才知道中了赵高的计。他立刻上书，历数赵高的罪状，希图挽回败局。但胡亥看了奏章以后，十分气愤，说：“赵高为人清廉，下知人情，上适朕意，朕不任赵君，将任何人？丞相心虚，还来诬劾赵君！”当即把李斯的奏章掷回。
李斯见胡亥不听，就去联络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胡亥罢修阿房宫，并有隐斥赵高的语意。胡亥这才真正动怒，在他看来，天子富有天下，无论怎样享乐都是应当的事情，而臣子不能平定盗贼，不能为君分忧，实属不该。李斯没想到自己献上的“督责之术”在这里“督责”起自己来了。再加上赵高在一旁怂恿，胡亥当即下令逮捕三人，一并罢官，下狱论罪。冯去疾、冯劫不肯受辱而自杀，李斯却贪恋富贵，不肯就死，被赵高打了一千多杖，竟致昏过去。李斯曾上书申冤，但被赵高截留。李斯受不了严刑拷打，只好招供。长子李由又已战死，正好死无对证。于是赵高就轻而易举地罗织了一件谋反大罪。胡亥见了案件材料以后，十分赞叹地说：“多亏赵卿破了这一大案，否则后果真是不堪想象了。”胡亥令李斯受五刑，诛三族。李族的子弟族党一并逮至市曹。李斯哭着对次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赶捕狡兔，已不可能矣！”
李斯先被在面上刺字，再割去鼻子，截去左右趾，然后杀头，最后从腰中斩断，砍为肉泥。其余族党一并处斩。这就是中国第一位集政治家、权谋家、学者于一身的人物的最后下场！
纵观李斯的一生，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出谋划策，为建立郡县制力驳群儒，其功劳确有不可埋没之处，但其原发动机却并非为了国家、百姓，甚至也不是为了哪一个朝代、君主，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势名位，故其一生也劣迹斑斑。害死韩非，阿谀奉迎等姑且不说，只促成“焚书坑儒”一事，已够他万世也不得翻身了。李斯谋取名利富贵确有其术，只是抽身不及，弄个全族覆没，不免令人叹息！不过，似乎更值得叹息的还不在这里，为什么传统的中国就很少有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呢？为什么学者的忧国忧民，一旦做了官，就变成忧身忧家了呢？更何况到处都是李斯这样的不惜任何代价换取功名利禄的人！封建官场真是一口灵魂的大染缸，把整个民族都染换了颜色！
但说句公道话，李斯毕竟是读书人出身，还残留着一丝正直和诚实，否则，他就不会中赵高之计，前去劝谏胡亥了。与赵高相比，既可看出读书人的本色，又可以看出，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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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战而胜（1）
什么样的战争才算是最成功的战争？怎样才算是战争的最高境界？两千多年前的大军事家孙子对这一问题已作过明确的论述。他在《孙子兵法·谋攻》一篇中写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孙子看来，能够拼力打败敌人，实际上算不了什么，仅是战争中的胜利者而已，谈不上有什么境界。能够完整地攻取敌人的一座城市，而没有太多杀伤，也算不了什么，只是战术策略运用得当而已。至于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动刀枪就能使对方投降，实际上就是没有战争。从这一点看来，孙子虽是大军事家，但他的根本目的是消除战争、否定战争。这的确充满了古代人文主义色彩，听起来是十分动人的，但真正能达到这一境界的又有多少人呢？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说不用通过战争的手段，只通过外交的方法，或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树立起国家的威望，使别国主动归附，就达到了战争的最高境界。但实际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证明，战争的主动者不肯以缔结和约的方式结束战争，必欲置对方于自己的绝对统治之下才肯罢休；战争的被动者也往往不愿不动一刀一枪就束手就擒，一定要被打得走投无路才肯投降。因此，孙子的这种“善之善者也”的战争境界无非是一种理想，很难在现实中实现。不过，理想虽无法完全实现，却可以用它去指导现实中的战争，较好地解决战争问题，为社会减少一些灾难。因此，现实中的战争，往往可以分为三类：公输般塑像，民间称公输般为鲁班，尊为木匠的祖师爷。
第一是通过外交（其实是军事制衡）消弭战争；第二是从思想、社会、军事等诸方面作好充分准备，迅速赢得战争的胜利；第三是希图宣扬某种道德观念，处事迂腐，但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至于那些不具备正义色彩的战争，无论怎么巧妙，均是不足挂齿的。
在战国时，最著名的以军事制衡吓退敌人的战例莫过于墨子与公输般的桌面交锋了。
公元前447年至前431年间，楚惠王发奋图强，连续吞并了陈国、蔡国、杞国、莒国，使楚国在经历了###与衰落之后又重新强大起来。楚国要想同晋、秦等北方强国较量，就必须首先征服楚、晋之间的宋国，于是，楚王决定向宋国进攻。楚王起用了一位在当时最有本领的工匠，即鲁人公输般。公输般制造了云梯、撞车、飞石、连珠箭等新式攻城武器，这些武器在当时看来确实具有极强的威力，用来攻打当时的城墙防守应当是十分有效的。楚国一面制造这些武器，一面大肆宣扬，制造舆论，实行恫吓战术。这种战术果真有效，宋国遭受楚国的侵略最多，这次吓得宋人惊慌失措，求救无门。这个消息传到了墨家的创始人墨子那里，他就赶紧带了三百弟子跑到宋国。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战争，因此听到宋国危难的消息，他立即挺身而出。他先把弟子布置在宋国的城墙上，然后徒步跑向楚国。走了十天十夜，脚磨破了，他用布包上再走，终于来到楚国的都城郢都。
他去楚国的使命就是劝说楚王不要攻打宋国，但楚王认为公输般的器械很好，一定能攻下宋国，就不肯接受墨子的劝说。墨子直率地告诉楚王说：“你能攻，我也能守，你是攻不下来的。”于是，楚王就叫来公输般，要两人比划对阵，看看谁能赢。墨子解下自己身上的皮带，围在桌上当做城墙，再拿一些木块当做攻城的器械，两人演示起来。公输般攻，墨子守。公输般挖地道，墨子用烟熏；公输般用撞车，明正统道藏本《墨子》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节用，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学并称为“显学”。
墨子用滚木擂石；公输般用云梯，墨子就用火箭；公输般一连换了九种攻城方法，均遭到了墨子有效的抵抗，不能取胜。公输般的攻城方法使完了，墨子的守城方法还有几种未使出来。楚王很清楚公输般输了，但公输般却说：
“我知道战胜你的方法，但我不说。”
不战而胜（2）
墨子答：“我知道你能胜我的方法是什么，我也不说。”
楚王感到迷惑不解，就偷偷地去找墨子，问他们墨子学派发明的攻城工具——云梯
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战胜对方。墨子直言不讳地告诉楚王说：
“公输般的意思很清楚，他是想让您杀了我，他以为杀了我就没有人会知道抵御他攻城的方法了，其实不然。我来时就作好了这方面的打算，已经委派我的大弟子禽滑厘率领三百弟子帮助宋人守城。我已把这些方法全部交给了他们，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些方法来抵御公输般的进攻，因此，杀了我也是没有用的。”
墨子见楚王听信了他的话，就又坦诚地对他说：
“楚国方圆五千里，真是地大物博，如果用心治理，一定会富甲天下。而宋国呢，土地不过五百里，物产也远不及楚国丰富，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去攻打宋国。这难道不是扔掉自己的华贵马车去偷别人的破旧车子吗？难道不是扔自己的锦绣长袍去偷别人家的破旧短袄吗？”
楚王听了，羞红了脸，决定不去进攻宋国。
墨子终于为宋国免去了一场灾难，但这绝不是因为楚王忽然良心发现或是因墨子的一番训导而有所悔悟，根本的原因在于军事力量的对比，墨子之所以敢公开教训楚王，也在于有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如果没有这些，要想让楚王止戈息兵，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因此，军事制衡，是发动和平外交的根本条件。但必须看到的是，墨子的和平外交仅是使宋国暂时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并未能“屈”楚国之兵，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宋国亡国的危险。若想在战争中真正占有主动地位，只有富国强兵一条路。
如果能从思想、社会方面作出正确的分析，也就是能够取得“人和”，再加上正确的军事指挥、充分的军事准备，就往往能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这种方法在战争中是常用的，如果能运用得好，也算得上是中上等的水平了。在这方面，齐鲁“长勺之战”的鲁国方面做得较为成功。
齐桓公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国君，他听说管仲贤能，就设法从鲁国的手里骗走了管仲，任用管仲为国相。鲁君听说后，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和污辱，就厉兵秣马，准备同齐国干一仗，出出这口窝囊气。齐桓公听说后，也积极准备，并欲先发制人。管仲认为齐桓公刚刚即位，国内人心未稳，不宜打仗，但恰好相反，桓公正想出出风头，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压服人心。如果按照管仲的想法，先把国内的政治、军事按部就班地准备好，还不知要到哪年哪月，桓公可没这个耐性。于是，他派鲍叔牙为大将，带兵一直挺进至鲁国的长勺（今山东曲阜县北）。
鲁庄公十分气愤，决心同齐国决一胜负。庄公有一个大臣名叫施伯，为人谨慎细心，先劝庄公不要急躁，然后向他保举了一个文武双全的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