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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亡国的前兆（1）
始皇帝晚年的秦帝国，宛如一辆不断加速奔驰的马车，已经失去了控御；又宛若一张绷得越来越紧的弓弦，已经失去了制衡。
国之兴亡，必有前兆。
历来史家论及秦帝国的速亡，无不指出其劳民过度是首要原因。始皇帝和秦二世酷使民力，最受诟病的就是阿房宫和始皇陵，纯粹是为君王私欲之满足。直道之建设，出于国防军用，姑且不论。至于为巡行出游而修建驰道，则是公私两论皆有。公务论者说，始皇帝的巡行出游是外出镇摄四方，安定新建的帝国；私欲论者说，始皇帝的巡游外出是游山玩水，求药寻仙。这些或许都有道理。然而，家天下个人专制独裁的体制下，君王的个人行动和国家的政府行为，往往是分不清、划不开。朕就是国家，皇帝的私欲也就是王朝的意愿。阿房宫的修建，既是始皇帝的个人喜好，其取代咸阳宫以作朝议正宫的考量，也是秦王朝朝廷的迁移；始皇陵是秦始皇个人的陵园，其承接先公先王陵园的余绪，也是王朝国家祭祀的要所。不过，不管公也好，私也好，君王欲念也好，王朝意愿也好，国防军用也好，修建阿房宫始皇陵，整备驰道，建设直道，如此前所未有的庞大工程，其所消耗的巨额财力，其所征发的巨额人力，无公私之别，都是民脂民膏，都要由秦帝国的人民来承担。
为修建阿房宫、骊山陵，为整备驰道、直道，秦帝国总共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司马迁说，秦帝国曾经动员七十万人，一部分用来修建阿房宫，一部分用来修建骊山陵。至于驰道、直道，没有具体的数字。根据最新的研究，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开始修建阿房宫起，直到二世元年周文军抵达骊山陵为止的四年间，阿房宫和骊山陵的工地上，常年有七十万人劳作。七十万人，多是青壮年男子，其中一部分是服刑的犯人，他们无休止地在工地上劳作；一部分是服役者，由全国各地征发而来，一年定期轮换。秦帝国时代，劳役与兵役等同，做工者按照军队编制，七十万工人常年劳作，相当于七十万军队常年屯驻。
七十万人屯驻做工，七十万人生活吃饭，七十万人的粮食供应，都要从函谷关外的关东地区转运。古代社会，生产工具简陋，一切依靠人力畜力，远距离运输的效率极为低下。以运送距离六百公里计，要维持一个人的粮食供应，需要十五个人专职负责运输，效率仅为百分之六点七。关中有渭河连接黄河漕运，距离短效率高。假设以百分之二十的高效率论，要维持一个工人的粮食供应，也要五人专门负责，七十万人的粮食供应，需要动用三百五十万人作后勤转运。秦帝国时代，一个家庭大致有五口人，阿房宫、骊山陵的七十万工人，又关联到全国各地二百八十万人的生活生计。三百五十万专职运输者的劳作，又影响到一千四百万人的生活生计。当是何等巨大的数字！
驰道、直道之修筑，想来主要由经行的各地负责，长途转运之苦，或许不及骊山陵、阿房宫，但大规模的财力投入和人力动员，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司马迁实有所感，他说：“我到北疆考察，由直道归还长安，沿途观看蒙恬所修筑的长城亭障，断山填谷所开通的直道通途，痛感秦之酷使民力。”舍此感慨不论，与修建阿房宫骊山陵、整修驰道直道并行，始皇帝派遣大军攻击匈奴，连接长城，三十万戍卒常年屯驻北边，又派遣大军攻击南越，五十万戍卒常年镇守岭南。分布在帝国南北两疆的八十万军队，后勤供应要由内郡远距离转运，动员的人力，按照高效率计，要四百万人专门负责。八十万军人，涉及三百二十万家属；四百万转运劳工，涉及一千六百万家属，又是何等巨大的数字！秦帝国的人口，估计在四千万左右，根据上述的计算，仅阿房宫、骊山陵、长城、南越两疆的人力动员，数量已在九百万，连累家属，已经超过四千万，几乎牵动帝国的全部人口。
草草如此算计，仅由此极不周全的数字，已经可以勾画出一幅秦帝国因为酷使人力物力而面临崩溃的图景。二千二百年前的中华大地上，南到北越五岭，北到长城沙漠，西到陇西临洮，东到黄海东海，四千万芸芸众生，宛若劳蚁工蜂，往来不停地奔走在纵横交错的道路上，劳作死斗于星罗棋布的据点中。关中咸阳的阿房前殿高台上，皇帝高高举旗，指挥宛若蜘蛛网般密布全土的官僚机器，操纵着帝国臣民的一举一动。皇帝挥旗往西，千万人西去，皇帝挥旗往北，千万人北行，皇帝挥旗往南，千万人南下。皇帝旗帜的挥动越来越频繁，四千万人的运动越来越剧烈，移动距离越来越拖长，道路交通拥塞，守备空虚失衡，民人疲惫不堪。官吏驱赶吆喝的威压，引来庶民躲避逃亡；政府执法刑戮的镇摄，引来民众反感抗拒。
三亡国的前兆（2）
始皇帝晚年的秦帝国，宛如一辆不断加速奔驰的马车，已经失去了控御；又宛若一张绷得越来越紧的弓弦，已经失去了制衡。至于马车何时坠毁，弓弦何时断裂，只是时间的早晚和机会的引发而已。
四陈胜吴广反了（1）
贫困游民，最容易搅乱稳定，破坏既存的组织秩序。他们一旦武装起来，往往成为叛乱、造反和革命的力量。
秦二世元年七月（秦以十月为岁首，下文时间据此），一支前往北方边境的部队困驻在泗水郡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市东南）。夏秋之交，大雨滂沱不止，河道涨水，湖泊沼泽泛滥，土筑的道路泥泞不堪，阻断不通。
这支部队约有九百人，是从帝国中南部各郡征调的戍卒，受命前往帝国的北部边郡渔阳（今北京密云一带）驻防屯守。这支部队，由两名军官统领，他们被称为将尉，是相当于县尉一级的武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类似于县武装部长。按照帝国的军制，军队由什伍制编成，士兵五人编为一伍，设置伍长一人统领；两个伍编为一什，设置什长一人统领；五个什约五十余人编为一个屯，设置屯长一人统领；两个屯约百人编为一个百人队，设置百人长一人统领；五个百人队约五百人编为一个五百人队，设置五百人长一人统领；两个五百人队约一千人编为一个千人队，设置千人长统领。这支九百人的队伍，大约相当于两个五百人队；两位将尉，相当于两个五百人长。在他们手下，约有近十名百人长和近二十名屯长。陈胜和吴广，是这支部队中的两名屯长。
大泽乡陈胜是南阳郡阳城县（今河南方城）人，吴广是陈郡阳夏县（今河南太康）人，都是家境贫穷的农民。他们被征入伍，实在是有些异常。帝国以武力立国，军队是国家的根本，从军立功是帝国国民人生出路的主要途径，与个人的土地财产、地位荣誉等直接相关。从军是光荣的事情，帝国的兵士主要从家境小康的中等人家中选拔征发。有恒产者有恒心，中产阶级有稳妥的进取心，对于家庭和国家责任心强，最利于组织的健全和稳定；另一方面，帝国士兵的武器盔甲等装备由政府提供，一般的生活用品则要由服兵役者自己负担，因此没有一定资产的家庭，从军会有相当的困难。多年以来，帝国以军队建设为中心，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制度，培育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拥有土地财产、有爵位有尊严的中产阶层，确保了军队有稳定而优秀的兵源，这是帝国之所以强大无敌的极为重要的原因。也正因为此，无产的贫穷人家，一般不在帝国征兵的对象当中。
帝国的法律和制度，确实合理而且公平，有效地维系着秦帝国这架巨大的机器，使之有条不紊地运转。不过，到了始皇帝的晚年，这架机器的运转，已经过于急促，频繁不断的徭役和军务的征发使国民困苦不堪，国家和人民共同陷于超负荷的泥潭。二世皇帝即位以后，曾经一时停止了过重的劳民征调；然而，短短不到半年，旧事重开，其势头比先帝晚年有过之而无不及。遵循二世皇帝的旨意，先帝的旧业不但不能停止怠慢，还得加强加紧，骊山陵要快快收尾，阿房宫要大干快上，匈奴要严防，长城要完备，南方远征军的兵源粮草要补充，皇帝出巡的道路要修筑，无不需要大规模的人力征调。中等人家的征调，几乎已经穷尽，无奈之下，下等贫家的征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的贫穷人户，被称为“闾左”。古时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所谓“闾左”，居闾里之左也，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于贫民区。
闾左当中，夹杂有不少流窜的游民。陈胜、吴广所在的这支九百人的队伍，就是来自闾左。大规模征发闾左从军入伍，实属罕见异常，相当于置帝国国民于全面动员的紧急状态。以帝国的实态常情而论，不能自立的穷人，难以承担从军的经济负担；被强征编入军队以后，自己困苦，军队也不安稳。大规模地征兵，不循正道的浪人、不安分的游民就大量流入军队。贫困游民，最容易搅乱稳定，破坏既存的组织秩序。他们一旦武装起来，往往成为叛乱、造反和革命的力量。
陈胜其人，关于他起兵以前的往事，记载很少，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受雇为人耕田，对于贫穷有切肤的痛感，当是无田的雇农，不在征发之列的无产贫户。陈胜既不能殖产，也不能出仕，在为人耕田休息的时候，常常怅恨感慨。他曾经对一起种田的穷哥们儿说，将来如果发达富贵了，不要互相忘记啊。种田人多是安分的人，大家笑话他说，为人耕田取佣，吃饭活命而已，谈什么发达富贵。同是种田人，心志迥然不同。陈胜叹息道：“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胜是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