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牛肉一下把地主、富农的财产全没收,不是很痛快吗?但是这样做,只能是帮敌人的忙,会把地主、富农都赶到敌人那边去,又将形成中央苏区时‘赤白对立’的现象,危及到我们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
我们认真搞减租减息,只要地主、富农执行政府规定的政策,就团结他们一道抗日。
这是挤‘牛奶’的办法,慢慢挤,细水长流。”
聂荣臻的举例生动鲜明、通俗易懂,很快被广大干部群众接受。
晋察冀孤悬敌后,几乎得不到任何物资接济,因此聂荣臻非常重视组织军民生产。
在他的倡导下,边区政府一开始就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改良耕作方法,开垦荒地,多打粮食,支持抗日,改善生活。
到1939年,又颁布了《奖励生产事业条例》和《垦修滩荒办法》,号召平原地区少种棉花,以防被敌人掠夺利用,要求各地多种粮食,发展手工业,尽量自织土布,以满足军需民用。
晋察冀边区还逐步加强了财政建设,健全了财政制度,保障了军需民用。
根据地的军政费用,主要来源于“合理负担”、田赋和税收。
聂荣臻说:由于我们的部队和干部,大多来自劳动人民,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一开始他们就提出,抗战的财政都要由有钱的地主、富农或工商业主负担。
这样做显然不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所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提出了合理负担的办法。
晋察冀合理负担的办法,使负担面达到边区总户数的60%左右。
“救国公粮”由村政府征收、支付和保管。
这样,村村有粮站,村村有仓库,可以到处取给,不误需用,还节省运输,减少了损失。
部队、政府机关用粮,由政府按月按定量发给粮票,保障了供给。
采取这些措施以后,边区财政逐步走上正轨。
聂荣臻曾不无自豪地说,自古以来,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不存在“粮草先行”的问题,部队基本上是走到哪里,便可以就地取得“粮草”供应。
晋察冀在发动群众中,还大力加强了对群众组织的领导。
根据地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儿童,都广泛地组织起来,使他们在抗日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聂荣臻说,抗战时晋察冀的群众组织得很好,社会秩序井然,真可以说是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
只要在边区,我们走到哪里都非常安全。
事实也确实如此。
聂荣臻经常到各军分区检查工作,或到北方分局开会,有的相距百里以上,他都是只带一名警卫员,一人一匹马,说走就走。
有时在老乡家吃饭或住宿,都受到热情接待,安全得很。
聂荣臻还十分重视边区人民的政治文化教育。
他指示边区政府普遍发展了小学、中学和冬学、夜校,村村办有“扫盲班”,帮助不识字的农民学文化。
文化教育活动,不仅遍及边区各地,还发展到一些游击区和敌占区。
到1939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北岳区和冀中区共办有七千多所小学,7所联合中学,中小学生达三四十万人。
晋察冀还创办了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战建国学院2所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各类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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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抗日模范根据地(3)
边区军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建设边区、保卫边区产生了积极影响。
1940年8月,在彭真主持和聂荣臻的参与下,对晋察冀推行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
因为纲领恰恰是20条,所以称为《双十纲领》。
这个纲领被延安《新中华报》称为“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施政纲领,是最适合目前抗日需要的”。
纲领受到晋察冀各阶级、各阶层的热烈欢迎。
它使边区建设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使根据地日趋巩固,对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光辉成就,使从大后方来到根据地的人,赞美不已。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曾在晋察冀作了6个多月的考察,对15个县、500多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访问,后来写了一本影响颇大的书:《华北敌后——晋察冀》。
他在书中热情地呼喊道:“抗日民主之花开遍了华北!”“华北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他称晋察冀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模范的抗日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边区,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
“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在晋察冀,文化工作蓬勃发展。
抗战初期,聂荣臻对平型关战斗中沙飞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照片赞不绝口。
当沙飞提出,希望留在一一五师工作,聂荣臻满口答应。
1939年元旦,军区在蛟潭庄举办了一次摄影展览,轰动了整个山村,部队的干部战士看,附近村子的老乡也来看,热闹非凡。
聂荣臻也挤在人群里欣赏。
他对沙飞、罗光达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生动,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放大,群众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
他还规定,今后军区的重要活动,都要通知摄影记者参加。
后来看到沙飞等用自制的土放大机放大的照片时,聂荣臻高兴地说,共产党、八路军做什么事都有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太好到比较好的过程。
1942年7月,《晋察冀画报》创刊。
7月7日聂荣臻为创刊号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
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的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这本创刊号,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用铜版纸印刷,文字说明用中英文对照,画面用简单的彩色套印,令人耳目一新。
在聂荣臻的关怀下,1937年12月11日,《抗敌报》和“抗敌剧社”在同一天成立。
《抗敌报》由邓拓任社长,最初是油印的,以后逐步发展成石印、铅印的报纸。
印数也由开始时的几百、几千份,发展到几万份。
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它积极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日的方针政策,准确、迅速、及时地报道边区军民火热的斗争生活,成为深受大众喜爱而又具有权威性的报纸,为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聂荣臻高度评价邓拓和《晋察冀日报》,他说:“我喜欢辛勤办报的邓拓和那些年轻有为的办报人员。
《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期间,经常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
整个报社精干得很,就是那么几头骡子,驮着轻便的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轻便电台。
邓拓带领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
“抗敌剧社”在阜平成立时,最初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演出一些简单的节目。
第四节抗日模范根据地(4)
后来从城市来了一批知识分子,演出的节目就丰富一些了。
1939年初开始有了女演员,演出的水平更进了一步,可以演出多幕话剧了。
聂荣臻尤为重视文艺工作,“抗敌剧社”演出的《松花江上》、《张家店》、《美人计》、《顺民》、《林中口哨》等戏剧,演出水平虽然不很高,但他一有空就去看。
戏剧《顺民》是崔嵬在大后方写的,某些情节不大符合敌后斗争的实际与需要,聂荣臻看后说:“剧中老大爷遭日本兵毒打,儿媳妇被强奸,猛醒后放火烧掉自家的房屋去抗日,这个抗日愿望很好,但是房子却烧得不对头喽!敌后要建立我们的根据地,有时敌人‘扫荡’,我们号召群众坚壁清野,为的是不给敌人留下粮食和物品,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出根据地。
至于房子,还得留下,敌人走了,我们回来还得住呀,老百姓也是不赞成‘焦土抗战’的嘛。
所以说,艺术要符合斗争需要……”抗敌剧社和华北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合演出苏联话剧《母亲》,他观看后接见了剧组,称赞他们演了一出有很大教育意义的戏剧,并说武装斗争与文化建设是不能对立的,文化加军事加政治就等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
1942年,晋察冀边区的斗争进入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
这年的1月15日,聂荣臻在平山县寨北村出席了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
会议期间,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等人向聂荣臻提出,大家从战斗的第一线到分局和军区来开会,希望能看到一些水平较高的演出,譬如曹禺的话剧《日出》,请聂荣臻问问抗敌剧社,能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聂荣臻马上把剧社社长汪洋和指导员刘肖芜找来,转达了这一意见,并说:“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是农民出身,只了解地主,不了解资本家,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情况更不熟悉,看一看《日出》这个戏有好处。”
汪洋和刘肖芜返回剧社,连夜紧急动员,并从联大的沙可夫那儿找来了剧本。
就这样,他们3天3夜不睡觉,硬是把戏给排出来了。
于是,奇迹出现了,抗敌剧社仅用了3天时间,就把大型话剧《日出》搬上舞台,献给了边区的领导者们和全体军民。
雪花飘飘,天寒地冻。
搭在雪地里的帐篷舞台,四周挖着一条燃着炭火的土沟,还不断给演员发酒,以便为穿着单薄衣服和旗袍的演员驱寒。
3个多小时的演出,使身处敌后的人们大开眼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