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在会上指出，总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但日本侵略者也肯定要作最后挣扎，正加紧对敌占区的统治，加紧对边区的封锁、“扫荡”、“蚕食”与掠夺。
敌人在战术上基本还是强调高度分散配备。
第一线据点大多由战斗力较强的日军守备；其后的堡垒、据点大多由伪军守备。
初步统计，光北岳区已经有敌人据点与堡垒一千多处，比国民党在中央苏区构筑的堡垒密度还要大。
敌人的分割政策还在继续，由沟到墙，由一道沟到纵深的几道沟，在晋察冀与晋冀鲁豫、晋西北之间，在冀中平原与北岳山区之间，以至边区内的各县之间，都在挖沟垒墙，加紧封锁，掠夺物资。
我们应该以地方武装为主，不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配合政治攻势，瓦解和消灭伪军与伪组织，相机收复一些地区”。
“由于敌之侧后存在着大的空隙，因此在封锁沟外的活动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厄运。
结合八路军总部的有关指示，和前述思考的结论，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3月，聂荣臻组织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拉开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序幕。
经过寨北会议，统一了高级干部的思想，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各部遵照聂荣臻指示，先后派出有几十名到上百名武装人员组成的武装工作队六十多支，在人民群众的帮助掩护下，顺利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携带数百万件宣传品，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工作。
如对日军，都是由“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的成员进行工作。
他们深知日军内情，宣传品内容丰富多彩，针对性强。
宣传品是用日文写的，日军都看得懂。
这使许多日军士兵及一些下层军官产生了思乡厌战情绪。
对伪军伪政权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武工队通过关系，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收到了良好效果。
他们对日军必败，伪军政人员应及早弃暗投明的道理听得很入耳。
有些死心塌地敢于顽抗的伪军政人员，武工队坚决予以镇压。
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形式更是活泼多样，随队行动的文艺工作者，向群众演出了短小精悍的话剧、快板、歌曲等节目，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根据地军民的抗日事迹，使敌占区人民群众受到极大振奋。
日伪军则随着政治攻势的深入越来越惶恐不安。
聂荣臻从开展政治攻势的胜利简报中，深感到“敌后之敌后”去活动，是打破敌人封锁、“蚕食”政策的有效方法。
因此，1942年5月15日，他进一步明确提出：“各地正规军，特别是平原地区，必须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正规军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去活动，到敌后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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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向敌后之敌后挺进（2）
正当到“敌后之敌后”的活动在北岳区逐步展开的时候，冈村宁次又集中兵力，向冀东和冀中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两区特别是冀中区遭受了重大损失。
冀中区所受的重大损失，促使聂荣臻更加坚定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决心。
1942年9月中旬，他在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敌后的进攻，日益严重。
日寇已确定把华北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具有确保华北的决心……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反复长期的‘扫荡’、‘蚕食’与‘清剿’，都说明了敌人的企图。
”“我们不应该把反‘分割’、反封锁与反‘扫荡’割裂开来看。
敌之封锁、‘分割’，把我们区域划成许多小块，即是为着便利于‘扫荡’、‘清剿’，在一定的区域内彻底摧毁我们的下层基础，以达到其所谓‘扫马粪驱苍蝇’的目的。”
“其实，反‘扫荡’虽苦，但时间不长，而‘蚕食’的危害性却更大。
‘蚕食’易于使我们麻痹与疏忽，以致‘蚕食’到我们的要害。”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从而更明确地提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方针。
他说，今后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后之敌后”去，正规军要这样做，地方军更要这样做。
一切强调敌后据点、公路的稠密，堡垒、沟墙的封锁等等困难而不敢积极去活动，或不设法配备干部组织部队去活动，都是不对的。
这次高干会议以后，各地区都掀起了对敌斗争的新高潮。
首先是在北岳区，各军分区划分了到敌后活动的地域，派出主力部队的1/3到1/2的力量，组成多支武装工作队，分散穿越敌人封锁线，到指定地区活动。
当时敌人的封锁沟已加宽到4米至9米，深达5米到6米，有的沟里引进了水或埋设了地雷，不少地方还砌了高达7米至10米的封锁墙。
堡垒的密度也有较大的增加，有些地方4平方公里之中即筑有二十多座堡垒，有的一个村庄就有十几座堡垒。
日伪军沿沟、墙日夜巡逻，一有情况立即报警，堡垒中的敌人彼此呼应，组织力量堵截或合击。
武工队深入敌后，封锁线外的群众，见到自己的队伍又回来了，都非常高兴，想方设法掩护武工队的活动。
12月，在一周之内，逮捕了六千多名伪组织成员，伪军、伪组织的瘫痪瓦解，使那些死心塌地和犹豫观望的伪军政人员惊恐不已。
当敌人发现八路军大批武工队突破封锁线并在各村庄积极活动的情况，就从各据点拼凑几十人到二三百人的“###队”，进行奔袭合击。
武工队一般采取分散隐蔽、灵活转移的办法，使敌人经常扑空。
条件有利时，就反袭击“###队”，使其损兵折将而败归。
正当八路军向敌后顺利挺进时，日伪军对北岳区的“扫荡”突然停止。
聂荣臻思索着敌人的用意，得出的结论是企图吸引武工队返回北岳区。
他决心不为所动，继续组织力量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敌人见此计不成，就重新沿已有的封锁线，积极筑堡，向北岳区“蚕食”推进，企图沿北岳区四周建立第二道封锁线。
聂荣臻指示，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配合，沿封锁线两侧积极开展交通破袭战，使敌人疲惫不堪，建立第二道封锁线的计划大多落了空。
从1943年1月中旬起，敌人再次改变策略，集中较大兵力与人力、物力，沿平汉路西侧封锁线积极筑堡，向北岳区东部边沿平原地区推进。
聂荣臻于2月3日发布训令：敌人这种“蚕食”方式的改变，旨在彻底切断北岳山区根据地与冀中平原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各部队要分配作战活动区，控制制高点，正面打击“蚕食”推进之敌；另外，还是要组织兵力挺进到敌人后方进行积极的游击战，这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措施。
第八节向敌后之敌后挺进（3）
经过二十多天五十多次的战斗，敌人的阴谋又告破产，被迫再次改变作战部署。
敌组织较大的兵力，突然奔袭“扫荡”某一地区，将八路军赶走，随后驱迫大量民工，携带物资器材，突击筑堡，企图站稳脚跟，再向四周“蚕食”。
这就是所谓的“跃进蚕食”。
2月21日，聂荣臻就此指示各部：对敌人的“跃进蚕食”，我方初期应以小部队、地方武装，在敌人周围袭扰，迫使他们分散兵力，然后用各种办法驱散和抢救民工，破坏物资器材，使敌人无法挖沟、筑堡。
在敌人兵力分散时，八路军集结主力，打击孤立或力量较弱的敌人。
在地形有利的地区，组织顽强防御，以尽量杀伤和迟滞“跃进蚕食”的敌人，并尽量组织夜袭，疲惫敌人。
敌人孤军突出，经常被我军突然袭击。
民工都是被强迫来的中国人，他们大多积极配合八路军，一打就散，甚至不打自散，任意抛弃物资器材或主动交给八路军。
有的地方，一次就驱散民工达一万多人。
这样，“跃进蚕食”的敌人就失败得更惨。
这种你来我往的反复斗争，到1943年春末夏初，北岳区逐渐摆脱被动困难的局面，共恢复和新建了一千六百多个村政权，使许多地方成为根据地或游击区。
贯彻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对冀中区、冀东区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冀中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歼日伪军近四千人，恢复村政权达三千五百多个。
使日本侵略军在冀中重又陷入中国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冀东部队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开辟了滦河东和北宁路南两大块平原游击根据地，出现了新的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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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争取战略主动权（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经过8年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9月9日，聂荣臻回到了当时已被我军解放的张家口，仍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此时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已改称晋察冀中央局，由聂荣臻任书记。
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饱经战火之苦的中国人民渴望能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但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当局，却蓄意制造种种事端，把内战的烽火强加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头上。
所以，一回到晋察冀，聂荣臻就忙于投入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之中。
首先是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傅作义率部占领了原本由八路军驻守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卓资山、集宁等绥东、绥南大片地区，并继续向张家口方向推进。
中央军委指示，为反击傅作义部的进犯，命晋察冀军区抽调3个纵队、晋绥军区抽调5个旅的兵力，发起绥远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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