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宣布：一、“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科研以及行政等工作，均在军事管制下进行。”
二、厂内不准夺权，“草红总”已夺的权，应该根据中央军委的规定，把权交回。
三、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厂内外一切组织和个人，不准互相串联。
四、“文化大革命”只能在8小时生产和工作以外的时间进行。
五、以上，所有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分。
此后，二二一厂各方面的形势一度好转，但好景不长。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决定”说：“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
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青海省委书记王昭与事件直接有关。”
“夺权以后，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镇压。”
“决定”宣布为“八一八”平反，由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
3月25日晚上，林彪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青海省西宁事件是“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典型”，“是法西斯暴行。”
以后形势突变。
。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节被迫收回讲话（3）
“草红总”立即又是写信，又是电话、电报，###，要求聂荣臻收回3月4日的讲话。
聂荣臻于3月31日、4月7日，曾两次答复“草红总”：中央决定为“八一八”平反，所以讲话中关于“草红总”与“八一八”关系部分应该撤销，但同时指出，“草红总”夺权后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希望他们通过整风予以解决。
“草红总”哪肯罢休，终于在5月15日作出了“关于要求聂副总理收回3月4日接见我厂来京代表时的发言纪要的决议”。
“决议”里说：聂荣臻的讲话，“是在赵永夫谎报军情，贾乾瑞谎报厂情，欺骗中央的情况下作出的，是不符合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的，而且在我厂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后果……大会一致要求聂副总理收回3月4日的发言纪要。”
他们的来京代表，四处活动，要求聂荣臻收回讲话，还说聂荣臻支持军队镇压造反派，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
4月11日至28日，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
会议由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主持，以西宁事件为重点，着重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
聂荣臻与叶剑英、徐向前等一起，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
后聂荣臻又被迫于5月22日致电二二一厂军管组转全厂同志，电报说：“最近接到二二一厂的信电和来访，提到3月4日我的发言纪要。
这个发言是错误的，对‘草红总’夺权后产生的缺点错误，除西宁事件中央已有决定外，有些批评也是不适当的。
我宣布收回这个讲话。
但仍应指出，‘草红总’夺权后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
电报最后说：“革命群众间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
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做好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作。”
这几句，体现了聂荣臻最担心的事情，那就是群众斗群众。
这份电报发出以前，是经过周恩来逐字逐句修改过的，也代表了周恩来的态度。
历史总是公正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玩弄阴谋的不是王昭，王昭当时不在西宁，但却为此被迫害致死。
也不是赵永夫。
军队当时确实是被迫还击的，才酿成了不幸的西宁流血事件。
第五节是大科研主义吗（1）
“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是“文革”中陈伯达发明的一顶政治帽子。
聂荣臻成了戴上这顶政治帽子的代表人物。
在“文革”期间名目繁多的种种迫害中，因为“多中心论”而受害最大的就是聂荣臻。
“反动的多中心论”的第一项罪名，就是所谓聂荣臻推行了大科研主义。
意思是通过大量组建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突出自己，另立中心。
事实上，在军事接管中，聂荣臻强调4条基本原则：一、中国科学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不能要，像数学、物理、化学、原子能基础理论、基本粒子的研究力量，都要留在中国科学院，不能削弱，还应该加强。
二、必须强调组织全国大协作的重要性。
各国防科技研究院不应该也不可能做到万事不求人。
为解决各研究院试验、试制力量薄弱问题，在对方愿意的基础上，可以向外单位要点小型工厂或车间。
三、不纠缠1964年的“部院合并”问题，那是中央批准的。
四、通过军事接管，要促进各单位的大联合，并力求迅速恢复各项科研业务工作。
1967年5月3日，在第六十七次军委常委会上，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国防工业、国防科研军管工作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
7月15日，他在第八十二次军委常委会上，提出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的方案》的报告。
经过军委讨论同意，9月19日，他又将这个报告提到由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讨论，也获得通过。
9月20日，正式形成了《聂荣臻同志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上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审批。
聂荣臻在报告里说：“根据集中统一，分工协作，以军为主，军民配合的原则，从军队发展武器装备的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拟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编组为18个研究院。”
“这18个研究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先已有的研究院，这次只做些调整充实。
如核武器、地对地导弹、潜（艇）对地导弹、飞航式导弹、固体火箭发动机、航空（飞机）、舰艇、兵器、坦克和军用车辆、电子工程设备、国防科研工程设计等12个研究院。
第二类是目前急需填补加强的新组建的研究院，共有6个：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反导弹反卫星（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任务）、电子元器件、国防光学、国防新型材料、空气动力研究院。”
报告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把武器装备研究设计及其紧密配套的研究力量集中到军内来……武器装备研究与作战使用要求紧密结合，更好地为我军战略方针服务。
二、这样调整改组，虽然研究院、所的数目增加了些，但人数增加不多，通过统筹规划安排，各个领域都有了研究院……在中央军委批准的统一规划下，组织各有关方面大力协同，密切配合，大大纠正了研究工作上的重复浪费、各自为政、分散主义的现象。
三、这样调整改组，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方针。
四、可以迅速研制我们自己的武器装备，使国防工业生产尽早结束仿制局面。”
从报告里可以看出，聂荣臻是深思熟虑的。
这是他总结了“两弹”攻关的宝贵经验和当时所处的特定环境，为摆脱科研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为更好地实现国防现代化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在赞美当年“两弹一星”攻关的精神，可聂荣臻组建18个研究院的良好愿望，却成为当时某些人批判他有所谓“大科研主义”，想“另立中心”的借口。
10月25日，毛泽东在聂荣臻的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聂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
第五节是大科研主义吗（2）
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335号）。
“中央文件”说：“现将聂荣臻同志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摘要和毛主席的批示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10月29日，在向国防科委局长以上领导干部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时，聂荣臻说：“组建各研究院，当前关键是要把大多数干部解放出来，出身不好的干部要看表现，工作中有缺点错误的检讨了就行嘛，要允许人家改正，允许人家革命。
机构一定要精简，庞大重叠，不便指挥。
真正做工作，不在人很多。
相反，人多了，本身的工作就把你拖住了。
这是多少年经验告诉我们的。
人忙一点好，没有事干就很糟糕。”
批准组建18个国防科技研究院的中央文件传达以后，要求归入这些研究院的单位越来越多。
同时，也引起了另一方面的反映。
最早的反映来自各国防工业部的领导和部分群众，认为这样做会削弱国防工业生产方面的力量。
聂荣臻听到这种反映后很警惕。
1968年2月21日，他在听取罗舜初等汇报时说：“近来听到不少反映，在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中，国防科委对外要工厂要得太多，应该引起注意。
总的来说，为了下决心解决各研究院的试制力量，当然应该向外面要一批工厂或车间，但是绝不能要得太多太大。
现在有的研究院，有的同志，有一种万事不求人，再也不要与人协作的想法，这是不对的。
我在给主席的报告中曾强调指出：这次体制调整后，与各工业部门的协作关系，不但不应该减少，而且还应该加强……要把这个想法对各研究院讲清楚，要大家严格掌握，非必需的就不要要了。
现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对国防科研系统都大力支持，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反而不照顾别人，要有全局观点。”
他要罗舜初等务必把他的意思向大家讲清楚。
为此，国防科委于2月27日专门发了《重要指示记录》（68）第8号文件，全文刊登了聂荣臻的这个讲话，传达到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