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的这出闹剧，大家看得很清楚，是在林彪的主使下演出的。
但林彪不思悔改。
庐山会议以后，他就消极称病，在背地里策划种种阴谋，终于，1971年9月13日，在阴谋行将败露的关头，乘飞机叛逃，“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落得个可耻下场。
9月26日起，中央召开有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蔡畅、王震、张鼎臣、张云逸、邓子恢、曾山等十多人参加的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林彪的反党活动。
27日、29日，聂荣臻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揭发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
他说：“在江西打仗时，一直到1934年长征，我同他没有多大分歧。
我有个原则，就是非原则的问题不多争论，还是要搞好团结，但是原则的东西不能让步……那时候我觉得他比较纯洁一点，没有什么世故，打仗还肯动脑筋。”
我知道他在红军时期的主要错误有：一、1932年打下漳州后，在当地筹款，有人把不愿交款的人拉到大街上拷打。
我反对这种做法，但林彪支持。
他说，我们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
我说：我们要钱，但更要政治。
二、长征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军委命令一军团抢占九峰山，掩护大部队行动。
林彪主张一军团走大路，突过乐昌。
我坚决主张执行军委命令，结果抢占了九峰山，完成了掩护任务。
三、遵义会议后，在渡金沙江前，林彪埋怨部队尽走“弓背路”（意思是走弯路），写信要求撤销朱德、毛泽东的指挥权，我批评了他的错误，后来他在会理会议上受了批评。
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主义，我要他警惕，他反说我是宗派主义。
五、长征到达陕北，他向中央要求率部到陕南打游击，想离开毛主席，自创天下。
六、东征中，毛主席来电，要一军团拨兵给十五军团，林彪先表示反对，我也不同意。
1936年5月的大相寺会议上，批评我有本位主义，这个批评是正确的。
我作了检讨，他却一言不发。
聂荣臻的发言，说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
9月底，中央决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停职审查，设立军委办公会议，接替军委办事组。
此后，聂荣臻在老同志座谈会上再次发言说，林彪为了抓军权，培养他的死党。
海军树李作鹏，以李作鹏画线，弄得海军领导班子分成两派，始终没法解决。
空军就是吴法宪，把空军整得很乱。
这次阴谋谋害毛主席，林彪叛逃，好多都是空军搞的。
总参是黄永胜，这个人历史上打仗就不行，他根本没有能力当总参谋长，但林彪认为只要忠于他就行。
为了进一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聂荣臻出席了会议，编在军委组。
6月2日，他在军委大组会上发言中说，建国以后，我对林彪的印象是：一、小病大养，心地狭窄，疑神疑鬼。
二、1959年他主持军委工作，我从组织上对他的工作是尊重的、支持的。
第三节在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2）
三、对他提的“四好”、“五好”运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我认为科技队伍刚组建，问题很多，知识分子特点不同于部队，互相工作又不同，不好评比，所以国防科委系统没有搞“四好”、“五好”运动。
这一点我跟他说过，他是同意了的。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让吴法宪到国防科委一次会议上把我臭骂一通，把这一条定为是我最大的罪名。
他搞军委办事组，实际上把当时的军委常委架空了，他搞封锁，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除了某些时事情报以外，什么消息全不知道。
“九·一三”事件出来后，开始感到很突然，想不到他要对毛主席下毒手，又叛国投修，自取灭亡。
这是他长期坚持反动立场，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
我们的高级干部，都要引以为戒。
过去我为什么同意他当接班人？知道他历史上有严重错误，但认为他那时还年轻，才二十几岁，比较单纯，以后这么多年没有听说他有什么新的错误，所以误认为他可能已经改了。
另外，就是自己的政治原则和理论水平低，对许多情况也不了解。
聂荣臻在此作了自我批评。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毛泽东一次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
‘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
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
老帅们就有气嘛。”
当天，叶剑英将这些话告诉了聂荣臻。
聂荣臻欣慰地说，这下可丢掉包袱了，不再背黑锅了。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握着聂荣臻的手说，你还记得会理会议那一段历史，许多同志不知道那段历史。
毛泽东在这次接见时，再次作了自我批评，说，贺龙，“杨余傅”事件要翻案。
“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但仍有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兴风作浪，“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并没有结束。
聂荣臻的处境略有好转，但仍没有彻底平反。
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仍没有进政治局。
在新的军委领导机构军委办公会议的组成成员中，也没有聂荣臻。
只是到了1975年2月，在叶剑英的提议下，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新的军委常委会，聂荣臻才重又任军委常委，重新参与军委领导工作。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工作。
此后，邓小平大刀阔斧，对各方面进行整顿，力图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
聂荣臻是积极支持邓小平的工作的。
197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提出了要整顿军队，不允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工作的号召。
聂荣臻在会上发言，积极予以支持。
10月28日，他在同司令员张廷发等空军新领导班子谈话时说：“全军要集中统一，总的听毛主席的，具体的听现在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邓小平的指挥。
总参谋部是执行军委意图的全军的统帅部，空军要听从总参的指挥（邓小平此时兼任总参谋长）。”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邓小平恨之入骨，总想千方百计再次打倒邓小平。
后来，毛泽东终于听信了“四人帮”一伙的谗言。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打招呼的通知，说是现在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从此，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邓小平遭受批判，处境困难。
聂荣臻仍然支持邓小平。
第三节在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3）
邓小平受批判，在“四人帮”大搞“株连”的年头，有些人对邓进行回避。
聂荣臻却对一位老部下说：中央并没有免去邓小平的职务嘛，你仍然应该去向他汇报请示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此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
“四人帮”更急于抢班夺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随之进入高潮，邓小平更加困难，完全处于闭门思过的状态。
聂荣臻却于1月10日，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后，专程赶到邓小平的住处探望，对邓表示慰问。
2月4日正是大年初一，他要女儿聂力打电话给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代表全家向邓小平全家祝贺春节，并要邓小平保重身体。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第一号文件：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从此，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被实际上排挤出了军委的领导工作。
不久，“四人帮”一伙把火又烧到聂荣臻身上来了。
3月中旬，中央军委几次听取国防科委、七机部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情况汇报。
国防科委某负责人说，聂荣臻仍在插手国防科委的工作，“让他的秘书参加科委会议做记录，起草科委体制文件。”
此事的实际情况是，1975年3月16日，张爱萍刚任国防科委主任，第一次召集国防科委负责人陶鲁笳、萧向荣、陈彬、马捷开会。
因张当时还没有秘书，他同聂办的秘书熟悉，提出以私人名义请聂办秘书帮个忙，到会做记录。
聂荣臻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王洪文等听了汇报，如获至宝。
王洪文说：“中央、军委没有分工叫他管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事情，他自己擅自插手管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事情，是完全错误的。
现在怎么办？是把他同邓小平一起批，还是先集中批邓？”此时有人插话说：“关于点聂荣臻名的问题……现在运动开展起来了，势必联系到国防科委、七机部，就是要对聂本人触他一下，从刘少奇、林彪到邓小平到聂荣臻，凡是修正主义的东西都要批。”
从此，在国防科委系统，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同时，又掀起了批判聂荣臻的高潮。
聂荣臻对此事非常气愤。
他说，从1975年2月重新参加军委工作以后，我除了在军委会议上对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工作发表过意见而外，没有单独找这两个单位的负责人谈过话，怎么又批起我来了，又是要搞欲加之罪了。
为此，4月3日，他写信给当时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陈锡联，告病假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