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耗费更多的精力；甚至，还在很多关键时刻遭受说不清道不明的抵触和对抗。这些，是最让曾国藩伤脑筋的事情，如果地方的关系不能理顺，接下来的局面会非常困难。曾国藩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朝廷并不信任自己，自己在朝廷的眼中，只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替死鬼”。那些掌握朝廷大权的满族贵族是最忌讳汉臣掌握实权和兵权的。当年，朝廷让江忠源担任安徽巡抚，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就是不肯将地方官的大印交给曾国藩，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些人，都是排在曾国藩之后的湘军人物。他们受命之时，手上并没有像曾国藩那样拥有数万军队。一个人，如果手上控制着数万军队，又掌握着地方大权，在这个摇摇欲坠的朝廷看来，肯定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让曾国藩哭笑不得的事还有：当曾国藩率领湘军出衡阳，席卷两湖，接连获胜进逼武昌之时，那个喜欢风花雪月的咸丰皇帝竟发出了这样一道上谕：“塔齐布、曾国藩奏水陆官员大获胜仗一折，办理甚合机宜。塔齐布着交部从优议叙，曾国藩着赏给三品顶戴，仍着统领水陆官员，直捣武汉……”接到圣旨，曾国藩无比尴尬，数年前在京城之时，曾国藩就是显赫一时的“二品侍郎”，而此时，却赏给他“三品顶戴”，这样的错误，真像是咸丰皇帝在跟他私底下开玩笑！读着这样的上谕，曾国藩心里一直不是个滋味，如此的常识错误，说明在皇帝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他。好在曾国藩一直“忍辱负重”，更多的时候，他考虑的倒并不是自己的前程，而是全力拯救危亡的“道统”。因此，对于如此“幽默”，曾国藩也懒得去计较。更多时间里，曾国藩的湘军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车辆一样，只是依靠惯性在运行，车轮下的摩擦力不谓不大，但这辆车已全力冲刺，尘埃飞扬中，明显地已刹不住了。
1854年10月，曾国藩的湘军第一次攻下武昌，攻城行动可谓摧枯拉朽，湘军只用了短短的四天时间，伤亡只有两百多人。相比之下，太平军损失船舰两千余艘，丧师数千。这次战役在帝国一片溃败的战局当中，无疑一抹亮色。对战局几近绝望的咸丰皇帝获悉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一开始，咸丰皇帝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反复问询之后，仍是半信半疑。直至曾国藩的奏折呈到，白纸黑字之下，咸丰方才确信胜利。咸丰这一回的圣旨有点“靠谱”了：下令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同时让曾国藩代理湖北巡抚。圣旨送出不久，旁边有大臣冷冷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好似一般的平民，一介平民，能够一呼百应，恐怕不是国家的福音吧！咸丰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心里一惊，赶忙追补一道圣旨：撤除曾国藩代理湖北巡抚的任命，让曾国藩改任兵部侍郎——显然，咸丰还是不信任曾国藩，不信任这个手握重兵的汉族书生。
第四章 铁血湘江（6）
完全可以想象曾国藩收到这两件上谕时的心情。不过此时的曾国藩在经历了诸多的失望之后，对于朝廷的指令，已抱有平常心了。收到第一封上谕时，曾国藩并没有过多的欣喜，他照例公事公办回了一折，谦虚地表示自己并不想代理巡抚之职，不敢接受巡抚之印，想暂时交湖北总督保管。咸丰在收到曾国藩的折子后，态度严厉，反而怪罪曾国藩在落款时不署巡抚之名，有违旨之意。这样的强词夺理，让曾国藩心中十分不快。好在曾国藩已没有心情郁闷了，战局已呈危机状态，湘军在攻下武昌之后，太平天国立即调整了战略部署，调集燕王秦日纲和翼王石达开部，大军沿长江一线，开始了第二次猛烈的西征。
1854年10月底，曾国藩率领湘军从武汉出发，这一回，曾国藩打算集中优势兵力，全力围攻湖北与江西交界处的田家镇。瑟瑟秋风中，曾国藩首攻黄州，再占鄂城，然后兵分三路东下，一路扫清沿途的太平军据点。到了长江边上的半壁山一带，湘军重新聚集，全力进攻太平军重兵屯集的田家镇。田家镇之役异常惨烈，后来，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描述：即使是战争结束后，江边上仍有浮尸不断。经过几次拉锯战，湘军在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终于攻克了田家镇，击毙太平军一万多人，烧毁战船四千余艘，缴获五百余艘。当然，湘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曾国藩听到自己军队的伤亡数字时，一时禁不住，在大帐之中失声痛哭！战争，就是这样冷酷无情，哪有什么绝对的胜利呢？无非是彼此之间的互相消耗罢了。让曾国藩更没有想到的是，田家镇战役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从此之后，在两年多时间里，湘军陷入了一个低谷，曾国藩与胜利渐行渐远，以致很难有相逢的机会了。
1854年12月的一天，曾国藩照例早早地起床。自带领湘军的第一天起，曾国藩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天，曾国藩总是在起床后带领一两个亲兵巡查营垒，检阅士兵训练；吃早饭时，曾国藩把当天要布置任务的将领和幕僚叫在一起，边吃饭边交代当天的工作；早饭后，曾国藩往往用一上午的时间批阅各地送来的文件，处理相关事务。稍有空闲，曾国藩总是捧起一本书，边读边思考。读书，在曾国藩看来，不仅仅是学习，更重要的，还能克服骄惰、奢靡以及浮躁的性情，让自己随时随地都能沉静下来。曾国藩不是一个只知高谈阔论的道德家，相反，他一直注重身体力行，“立德”的前提，是要“立功”；要做到“内圣”，必须推行“外王”；对于一个人来说，致力于心性修养，是为了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或者说，只有内部准备好了，才可以“外用”，内部，是外部的基础——这些，都是不能分开的。曾国藩毕生努力去做的，就是“内外兼修”，以冶炼内心的宏大，去迎接外部的挑战。
这一天，曾国藩在巡营后没有回大帐，而是招呼了几个幕僚去了长江边上。已是深秋，大地上一片肃杀萧瑟，在长江边，更是一片苍茫荒凉。几乎所有的树都没了叶子，像一个符号似的，不甘寂寞地站在那里。一个幕僚告诉曾国藩，只有到了深秋，才能辨别出树的真正颜色，不像春天，所有的树都是绿的。曾国藩饶有兴致地听着幕僚的解释，频频点头。万物都是有“理”的，也难怪当年的朱熹面对一根竹子呕心沥血，他是在苦思冥想竹中暗藏之理……的确，树的颜色在秋天里现出了原形：槭树是橘黄的，桦树是金黄的，橡树是青铜色的，槐树则是黑色的……跟树一样，人，只有到了中年之后，才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东西，也会看出与万物的相通……登临江边的山坡之上，曾国藩极目远眺。长江在他的视野里，如一望无际的大洋，根本无法看出水流自哪个方向。一切都在流逝，灵魂稳定不动地注视时间的流动，而时间本身，则是由欢乐、忧伤以及死亡组成的。大江东去，淘尽了多少历史和人物呢？
曾国藩陷入了战争间歇期的沉思。这一天很奇怪，从一大早起，天边就一直有大片大片的火烧云，血红血红的。一直快到中午了，也丝毫没有退下的意思。对于天文地理颇知一二的曾国藩知道，这片火烧云来得不寻常，它肯定是一种预兆，预示着更残酷的激战。曾国藩知道，战争就是暴风骤雨，更大的惨烈肯定会接踵而至。
第五章 遭遇低谷（1）
一个团队往往是有性格的，某种程度上，领导人的性格决定了团队的风格，尤其是初创时期的领导人。曾国藩与湘军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很多年后，人们在总结湘军的战斗历程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并不是一支天才的部队，它甚至没打过什么堪称经典的战役，它只是拼尽全力慢慢消耗对方，同时，一点一滴地壮大自己。从总体上说，曾国藩的用兵非常谨慎，他从不盲目出击，也很少用奇兵，每一场胜仗都不算完美漂亮。在湘军与太平军所进行的前期和中期的几乎所有战斗中，很少有那种压倒性优势的胜利。可以说，每一场战斗的胜负，都在毫厘之中。双方的争斗，完全是一种拼人数众寡、拼死亡数字的过程。这样，即使是胜利的一方，也是奄奄一息，九死一生。
曾国藩让人钦佩的一点就是：在与太平天国军队长时间的对峙中，从未犯下低级错误，很少头脑发热，急不可耐，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这一点，与其说是曾国藩会打仗，倒不如说是他具备战争的素质——每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曾国藩总是像一条蛇一样，变得更警觉，更缄默，也更冷峻，虽然他有时候表现得十分焦躁，但他总是全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尽力使自己像冰一样冷静，像竹子一样坚韧。这样的性格，使得他与他的军队始终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特质；在这样的对手面前，敌人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之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
田家镇大捷之后，曾国藩及湘军跌入了战争的谷底。这个时候，太平军在翼王石达开的统率下，进行了第二次西征。曾国藩从田家镇继续挥师东进，踌躇满志地迎战。两军的主力聚集在长江江西段一带，都摆出了决战的架势。曾国藩全力进攻九江未果，只好掉转方向，把主攻目标对准湖口，想凭借水师的优势，拿下湖口，再攻九江。让曾国藩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他遭受到了最为惨烈的鄱阳湖之败——1855年1月，湘军轻快水师中计陷入鄱阳湖，湖口的太平军见势勇敢杀出，拦腰攻击湘军水师，将它们一分为二——这样，就成了“内江水师”和“外江水师”两部分。然后，太平军水师先火攻湘军之外江水师于湖口江面，大胜，湘军外江水师被迫移至九江水面。2月，太平军水师再次乘夜火攻湘军停泊在鄱阳湖的内江水师，焚烧了湘军大、小战船百余只。正在鄱阳湖的曾国藩情急之下，只得改乘小船仓皇逃命，文卷册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