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说，你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
周恩来和陶铸商谈完工作后，正是下午1时30分。
周恩来又给广东省省长陈郁打了个电话，告诉陈郁：“我已通知蒯大富向‘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传达主席的意见：不要把王任重同志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政治局会议开始的时间快要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没到。周恩来就亲自来到陈伯达他们接见造反派的会议室，一来抓紧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听一听，二来催促陈伯达他们及时结束来开会。
周恩来进去时，接见已是尾声。陈伯达他们诬陷陶铸的话已经讲过了，周恩来没有听到。
开完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在大会堂东会议室接见军队院校的群众代表，劝说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接见一直持续到深夜。
晚上8时，周恩来中断与军队院校学生代表的谈话，到毛泽东处开会。
会后，毛泽###然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么子回事？”
周恩来知道，江青说的是四天前的那件事。他向毛泽东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晚上10点多钟，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策划和怂恿下，突然闯到中南海西门，扬言要陶铸立即接见。否则，就全体绝食。
在当时“要保护革命小将”的旨意下，一些造反派动不动就以绝食来要挟中央领导人。
陶铸也无可奈何，只好去接见。地点在国务院小礼堂。
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气氛不对。没有欢迎的掌声，没有被接见的敬意与笑容，只有一种批斗“走资派”时才有的疯狂与粗野。人群骚动着、激颤着，像被困的饿狼望见了群羊。
接见开始时，陶铸提出：“你们要求我在许多问题上表态，我是即席讲话，有些问题考虑不很周全，传出去不好。因此我提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协商搞一个谈话纪要；二是让被揪来京的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参加；三是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
然而，有恃无恐的造反派一条也不接受，故意和陶铸对着干。
在乱哄哄的喧嚣声中，一造反派头头跳上前来，指着陶铸叫嚷：“陶铸，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
陶铸强压着怒火，严正地说：“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形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的会是接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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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第四号人物被打倒（2）
“你有什么资格来接见我们？我们勒令你立即回答问题！勒令！”
……
不论陶铸怎么说，造反派就是不答应。陶铸还不知道，他今天所做的一切忍耐和努力都是徒劳，因为造反派今天来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来听陶铸回答问题的，而是来想方设法激怒陶铸，使他落入中央文革一伙事先设好的圈套。
冲突越来越尖锐，陶铸终于被激怒了。他愤怒地说：“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造反派一触即跳，他们有的胡呼乱喊，有的强行冲上前抢夺录音带，有的甚至上前要揪走陶铸。会场秩序乱成一片。
现场警卫人员见状，担心出现意外，忙上前维护秩序。按照警卫制度，他们身上是带着武器的。
拥挤之中，造反派触摸到了警卫人员挂在身上的枪。于是，造反派借机扩大事态，当即一片尖声鼓噪：
“枪！他们身上带着枪！”
“陶铸动用武力对付我们革命群众了！”
“陶铸拿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
……
整个会场，陷入一片混乱。
此时，周恩来正在另一地方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团”。他接到工作人员的报告后，很不放心，即以电话通知李富春，要他立即赶到会场去。
周恩来还派自己身边工作人员赶往会场帮助做工作，说：“要保护好陶铸同志，千万不能让红卫兵揪走。”
后来，陶铸被迫承认自己“态度不冷静”，给了造反派一个台阶，这场长达6个多小时的“接见”才得以结束，陶铸才得以脱身。
周恩来见毛泽东询问这件事，心中顿时明白了江青等人在毛泽东面前告了陶铸的阴状。在向毛泽东汇报完事情的经过后，周恩来平静地回答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受了胁迫，压不住火，态度有些不好。”
“哦！是态度有些不好。”毛泽东也就没再说什么。
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边走边琢磨毛泽东就陶铸之事的询问。他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陶铸是在“文革”初期从广东省调来中央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部长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炮打司令部”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就压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鉴于这样一种局势，在讨论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时，周恩来建议让陶铸来协助他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
周恩来和陶铸有过长期的接触，深知陶铸的才干、品德和作风。他性格耿直，旗帜鲜明，办事干脆，敢于“放炮”。1961年10月11日，他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疾呼：“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周恩来对陶铸放的这一“炮”颇为赞赏。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的名字勾到周恩来的名字之后、陈伯达名字之前。此后，陶铸在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还有，陶铸性格耿直，说话不拐弯，敢于向中央文革一伙“开炮”。
为此，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对陶铸大为不满，多次刁难陶铸。
他们先是唆使造反派大造揪出陶铸的舆论，继而又在会上明目张胆地围攻陶铸。
于是，一些造反派有恃无恐地包围中南海，贴出了“把中央第四号人物揪出来”等攻击陶铸的标语口号。
为此，在1966年11月8日，周恩来把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的代表召集到一起，提出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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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第四号人物被打倒（3）
周恩来说：“你们把中南海的两个西大门都包围了，还贴了大字标语，说陶铸‘青云直上’，这是封建主义思想。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你们还说‘把中央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
一造反派起来大声嚷嚷：“陶铸说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是错误的！”
周恩来说：“陶铸讲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句话并没有错误，你们为什么还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还要有集中。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出来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两个大门被围得不好开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门都开不了，走小门，我看了很难过。”
1966年12月27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的全部人马都来了。会议的议题本来是给王任重提意见的。
王任重，原本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被调来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很快被中央文革一伙视为异己而遭打击。陶铸为了给王任重解脱困境，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不再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中南局去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开始时，中央文革一伙给王任重提了点意见。但很快矛头陡转，把火烧向了陶铸。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是张春桥、姚文元一阵横扫，最后是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主将出马，“重炮”轰击。这回他们是老账新账一起算，批判陶铸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并第一次给陶铸扣上了两顶大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一看这样一种阵势，都明白这是事先早就布置好的政治预谋。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神色严峻，只是听着。待中央文革一伙“炮轰”完后，周恩来意味深长地看了李先念、李富春一眼，说：“其他同志呢，也说两句吧！”
李先念、李富春等明白，周恩来是暗示他们说两句话，为陶铸解脱。
“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李先念说了一句。这就是说，陶铸不是路线问题。
“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局工作算了。”李富春稍停了下，又寓意深长地说：“你写给主席的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李富春的批评，是想给陶铸一个台阶下。
陶铸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借着李富春的话，抒发在胸中积压多时的闷气：“这个样子，人家还在那里怎么工作嘛！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嘛，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这就是陶铸的本色。
中央文革一伙又不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