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啊，国定同志”，总理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还年轻，能为新中国做更大的贡献。”
潘国定具有精湛的飞行技术和深邃的飞行理论知识，曾任军委民航局机航处总飞行师、飞行技术检查员，中国民航总局航行局顾问，中国航空学会理事，第五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抗战时期，潘国定等人参加开辟“驼峰空运”航线试航成功，受到美国航空界人士高度赞许。
驼峰飞行被认为是当时世界最难飞的航线，必须在群山上万英尺高空飞行一个半小时。据统计，中航在驼峰飞行40个月里，牺牲了25套机组人员，损毁了46架飞机。
年轻的潘国定，在驼峰航线上安全地飞行了400多个来回。
1956年5月，潘国定成功试飞“空中禁区”拉萨航线，他驾驶“北京”号飞机从成都起飞，在万英尺的高峰上飞行3个小时，将飞机平稳降落在比当时世界上可供使用的秘鲁的库斯科机场（海拔11440英尺）、###的拉巴斯机场（海拔12200英尺）还要高的西藏当雄机场上，此行标志着中国民航飞行技术的提高。
这一壮举得到周恩来的嘉奖。
1991年3月，76岁高龄的潘国定，还认真地参加了波音757飞机从北京到拉萨的示范飞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潘国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囚禁了4年零7个月，出狱时胃萎缩了大半，背也驼了，瘦得皮包骨头。这位久享盛名的优秀传奇飞行人物，昔日英姿飒爽的风貌已荡然无存。
潘国定在美国、加拿大、香港都有子女或亲戚，大家欢迎他去定居。但潘国定的信念没有动摇。
当年周恩来的一番亲切话语，无时不在激励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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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谈中国人的飞行梦
1950年3月，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在北京成立。
庆祝大会后，军委航空局举行宴会，款待苏联空军元帅热沃隆科夫等苏方人员。
陈毅即席演讲，他对苏方贵宾风趣地说：论飞行意识，中国人最早、最强，火箭、风筝中国仿得早。至今，你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瓦房，都有翅膀。你们注意到故宫的建筑吗？栩栩如生，像起飞的庞然大鹏。但是，过去飞不起来，被三座大山压住了，现在推翻了三座大山，大鹏可以展翅飞翔了……
陈毅语惊四座，在场人士频频点头。他那幽默而蕴含哲理的讲述，充满着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建设新中国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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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头坐民航的飞机，我支持你们”
1965年周恩来总理在飞机上与乘务员合影
有一次，周恩来向沈图了解情况，沈图在回忆录中写道：
“目前坐民航飞机的人多么？”总理又提出一个新问题。
“有一些，不多。”我解释说：“有些同志由于不了解情况，坐飞机总怕不安全。”
“你宣传宣传嘛！”总理笑着说：“我带头坐民航的飞机，我支持你们！”
长期为周恩来飞专机的原中国民航局副局长张瑞霭，在回忆录中写道：
有一次，周总理指示用专机送他到天津时，我就开玩笑似地问他：“总理，你好像很崇拜飞机嘛。”
听到我的问话，他看上去好像有些吃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视着我说：“飞机好呀，它快嘛，能够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啊。我又很适应坐飞机，何乐而不为呢？”
停顿了一下，他又充满幽默意味地补充道：“这也不等于我不支持铁道部的工作，不关心铁道部的建设啊！”
由于工作性质和本人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作风，飞机是周恩来使用频率最高的交通工具。
但20多年来，周恩来只坐过两个机种：1956年苏联赠送给他的伊尔…14飞机；1959年我国购进的苏制伊尔…18型飞机。
周恩来改用伊尔…18型飞机之后，国内陆续购进了更先进的三叉戟、波音等机种，他始终没有改用别的飞机。
其实，周恩来的专机并不“专”，中央其他首长外出也可以用，有时民航飞机周转不过来，就当普通班机用。
上世纪50年代，飞机的性能和舒适度，跟现在的飞机难以比拟，为绝对安全起见，毛泽东等人乘飞机必须经中央批准。
尽管周恩来是中央领导人中乘飞机最多的人，但他本人不很赞成毛泽东乘飞机。
周恩来曾回忆过自己30年代初期在国外乘坐飞机，说那时的飞机很简陋，简直就是“打着雨伞坐飞机”；现在随着活塞式、涡轮式飞机的使用，安全保障系数大大提高了。
为了提高效率，为了抵消人们对飞机的安全顾虑，他喜欢坐飞机。
列子御风，嫦娥奔月。中华民族的先民，面对苍天大地，精骛八极，视通万里。但观《楚辞》、《山海经》，不论是日、月、风、雷之神，还是炎黄之帝、夸父帝女，几乎全是驾龙系蛇，乘云载雷，以云为裳，以风为马，横跨四海，翱翔于天地之间者。
周恩来之与中国民航，正是把亘古的神话挥洒点化成了惠及人民的新鲜活泼的现实！
周恩来决策部署两航起义（1）
机组人员在“八一开航”首航班机“北京”号前合影
1949年，“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黄钟大吕之声激荡长空，响彻中华大地。
一元复始，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表明中国人民决心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直捣黄龙，“金陵王气黯然收”——国民党总统府屋顶上那杆飘了22年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换上了鲜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在紧接下来的半年中，蒋家王朝的残余急惶惶如丧家之犬，东逃西窜。
6月，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分局）在前期沟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两航，其中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高层、基层的基础上，遵照中共中央应对局势变化的指示，正着手策动两航起义的部分工作。
与此同时，中共华东局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争取两航的工作报告，提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建议。
6月下旬的一天，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凝神审阅华东局争取两航起义的方案和建议，精神为之一振。
当时周恩来除布置全国各场战事外，正设法发动四川军阀刘文辉、潘文华和平迎接解放，“亟欲切断国民党的西南交通运输”。
在频传的捷报中，争取两航起义是又一大好消息。
周恩来要求立即复电，同意华东局争取两航工作计划。
周恩来决定：争取两航起义，中央由李克农负责，日常具体安排罗青长联络，动用中央情报部的香港系统和上海系统，全力策动两航起义；陈毅、粟裕领导的上海军管会与李克农领导的中央情报部协作完成任务。
争取两航起义一经周恩来批准和部署，马上行动实施。
这是摧枯拉朽的年代！
这是春风化雨的岁月！
8月间，周恩来在北平中南海接见并宴请准备派往香港的吕明和查镇湖，作了重要指示：组织两航集体起义，一是要把两航基地拖在香港，拒迁台湾；二是争取人是最主要的，有了人就可以办起新中国的民航事业。
周恩来特别嘱咐吕、查二位，在见到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时，可代表他本人欢迎他们回来共商国家大事和参加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并且转告他们将来新中国的航空事业是要大发展的，它必将超过两航的规模。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民航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北洋政府“筹办航空事宜”，昙花一现，无疾而终；
国民政府依托美国力量由孙科主持的航空公司，运营不到９个月，随即夭折。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7年，国内有中美合营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德合营的欧亚航空公司，还有一个两广地方政府兴办的西南航空公司。它们的经营规模和运输业务，大都处于发韧的上升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南航空公司停办，中航和欧亚航空公司则在战局动荡中苟延残喘。
又过了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航因陆续补充飞机和技术装备，并积极投入“驼峰空运”而得以迅速发展（1942年至1945年，中航承担从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到中国云南的昆明之间的航空运输任务。这条号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空中生命线”的后勤补给航线，必须飞越高耸入云的喜玛拉雅山东段和横断山脉地区，绵延起伏的高山深谷——就像骆驼的肉峰，因此被称为“驼峰空运”）；
欧亚航空公司则因中德断交、公司改组（改组后命名为中央航空公司）等原因，陷入重重危机之中，致使运输业务一落千丈。
随着时光的流逝，抗战胜利后2～3年，两航参与“复员运输”（运送国民政府军政机关和经济部门的接收人员及货邮物资）、军事运输及撤退运输，业务得以畸形膨胀发展。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为了牢牢控制两航，时时设障加以排斥，两航地位一言以蔽之，充当国民政府利用的内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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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决策部署两航起义（2）
天津周恩来纪念馆陈列的周恩来曾经坐过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