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泉:周恩来与中国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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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泉:周恩来与中国民航-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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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周恩来纪念馆陈列的周恩来曾经坐过的飞机

  到1948年末,中航已拥有运输飞机60架,员工4808名,其中正副驾驶员134人,随机报务员59人;共有国内外航线27条,连接38个城市,航线总长45868公里,运输总周转量在国际民航组织各成员航空公司中排名第8位,在当时的远东和世界范围内都是规模较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当时,央航已拥有运输飞机42架,员工2764人,包括正副驾驶员72人,随机报务员27人;共有国内外航线18条,连接24个城市,航线总长33550公里,成为在国内与中航并驾齐驱,在亚洲亦具有较强实力的航空公司之一。
  1948年9月以后,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溃退西南一隅作困兽悲鸣挣扎。
  以上海为基地的两航陆续迁离。其中,央航先迁广州、再迁香港;中航主力南迁香港,一部分迁到台南。
  随着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相继解放,两航航线急剧萎缩,通航地点合计仅有26个,年运输量同比下降60% ,并且每况愈下。 
  当此时也,国民党政权垂死攥命,强令两航全盘殉葬台湾;港英当局视本土航空公司,尤其是运输业务量仍居通航香港地区14家航空公司之首的中航为眼中钉、肉中刺,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回溯历史,两航合营时技术和业务两大命脉始终操纵在外国人手里,尽管股权份额都大(中方股份,中航占55%,欧亚航空公司占三分之二),断无独立自主可言。
  刘敬宜接掌中航时,力争强化中方对公司的领导权,争取中方技术业务人员与美方人员同等培训,争取中美双方飞行人员同工同酬等,得到中方员工的拥护,即为明证。
  即使国营后的央航,仍然是官僚资本控制和帝国主?##殛斓暮娇赵耸浠埂?/p》
  遑视窘状,两航迁往台湾,无航线、无经营业务,无异于命运的自我了断终结。
  然而,绝望孕育着希望。
  希望就在于从祖辈、父辈开始就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痛苦的两航员工,是一代不愿当亡国奴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基础的人们;
  希望就在于两航员工中仍有不少参加抗日作战、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驼峰空运”)的幸存者,他们有资格续写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希望就在于两航员工唾弃腐败的国民政府,从国内外形势和舆论中断定国民党政权的覆沉指日可待,不甘心坐而待毙;
  希望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祖国人民,召唤两航员工归来施展抱负(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上半年之前,先后在两航参加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有43人),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民航。
  时代潮流与人心所向融汇,两航员工在山重水覆疑无路中,走向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原中航香港办事处副处长张迺荣回忆道:
  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曾对我说,我们起义是在走投无路、四面楚歌的情况下起义的,而你们两航起义是自由的选择。
  当时我们两航起义人员有两点是毫不动摇的。一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因为国民党腐败到了极点,中国的希望只有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而两航的命运也只能寄托在新中国上。二是强烈的事业心。我们非常希望把属于中国人民的这份财产保留下来,大家凝聚在一起,建设新中国的民航事业。
  国民党把两航当作内战的工具,排斥、限制它的发展,所以两航要发展,就一定要回到大陆来发展。
  从两航起义决策、部署,到1949年11月9日两航在香港的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中航刘敬宜、央航陈卓林两位总经理当日率两航12架飞机冒险飞回祖国怀抱,这整个过程周恩来始终关心,运筹帷幄。
  时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回忆道:
  周总理思维缜密,从情况分析、人员选派、斗争策略、组织安排到行动步骤,他都一一过问,检查落实。他不仅抓重大问题的决策,而且关注许多具体工作的安排。当时,每天晚上不论多晚,总理都要求我汇报两航起义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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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决策部署两航起义(3)
“时把海涛清肺腑”,“敢教日月换新天”。
  震撼中外的两航起义,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献上了一份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辉的珍贵厚礼。
  这一历史壮举,已载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
  两航起义当日,周恩来致函两航员工,对起义表示欢迎,勉励他们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并宣布两航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为中航总经理,陈卓林为央航总经理。
  (12月10日,周恩来召集聂荣臻、章伯钧、李克农、刘亚楼、钟赤兵、乔冠华、刘敬宜、陈卓林等开会,宣布政务院决定:中国航空公司董事长为章伯钧,副董事长为李克农、刘敬宜,董事为钟赤兵、凌鸿勋、凌士芬;中央航空公司理事会理事长为钟赤兵,副理事长为李运昌、陈卓林,理事为刘亚楼、杨立三等。)
  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播发题为《欢迎两航空公司起义》的社论,“对于将在两公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航空事业,表示无限的信心”。
  12日,毛泽东致电刘、陈总经理及两航全体员工,表示欢迎和慰问,并指出“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同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两航起义人员时说:
  新中国的民航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设新民航,人才是主要的。起义人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有了“星星之火”,一定能够“燎原”。
  1946年的一天,周恩来与林雨水等5名归侨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在南京梅园新村附近的咖啡厅偶然相遇。
  交谈中,周恩来赞赏他们反内战的态度,勉励他们将来有机会要为新的国家贡献专长。
  因当时没有纸张,周恩来应邀在纸币上为他们签名。
  这次相遇,对林雨水等人促动很大。
  两航起义北飞中,林雨水破釜沉舟,是惟一的全家三口同机北飞的人员。
  周恩来不知道这次林雨水携眷归来,在宴会上大声问:那位带着夫人回来的飞行员在哪儿?
  林雨水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并被周恩来亲切拉到身边就坐。
  席间,周恩来依次向每位北飞人员敬酒。
  两航起义惟一直飞北京的主机机长潘国定回忆:
  周总理走到我面前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潘国定。”
  “好啊,国定同志”,总理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还年轻,能为新中国做更大的贡献。”
  潘国定具有精湛的飞行技术和深邃的飞行理论知识,曾任军委民航局机航处总飞行师、飞行技术检查员,中国民航总局航行局顾问,中国航空学会理事,第五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抗战时期,潘国定等人参加开辟“驼峰空运”航线试航成功,受到美国航空界人士高度赞许。
  驼峰飞行被认为是当时世界最难飞的航线,必须在群山上万英尺高空飞行一个半小时。据统计,中航在驼峰飞行40个月里,牺牲了25套机组人员,损毁了46架飞机。
  年轻的潘国定,在驼峰航线上安全地飞行了400多个来回。
  1956年5月,潘国定成功试飞“空中禁区”拉萨航线,他驾驶“北京”号飞机从成都起飞,在万英尺的高峰上飞行3个小时,将飞机平稳降落在比当时世界上可供使用的秘鲁的库斯科机场(海拔11440英尺)、###的拉巴斯机场(海拔12200英尺)还要高的西藏当雄机场上,此行标志着中国民航飞行技术的提高。
  这一壮举得到周恩来的嘉奖。
  1991年3月,76岁高龄的潘国定,还认真地参加了波音757飞机从北京到拉萨的示范飞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潘国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囚禁了4年零7个月,出狱时胃萎缩了大半,背也驼了,瘦得皮包骨头。这位久享盛名的优秀传奇飞行人物,昔日英姿飒爽的风貌已荡然无存。
  

周恩来决策部署两航起义(4)
潘国定在美国、加拿大、香港都有子女或亲戚,大家欢迎他去定居。但潘国定的信念没有动摇。
  当年周恩来的一番亲切话语,无时不在激励着他。
  两航起义,对国民党政权堪称重大打击,切断了国民党军队企图负隅顽抗的空中交通线,促进了西南地区的解放。同时,带动了在香港及九龙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单位相继发表护产宣言和通电起义。
  对此,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不难预料。
  两航起义后滞留在香港的资产,飞机就有71架之多(中航40架,央航31架);还有中航留美未交付的convaiz飞机两架,价值美金数千万元;还有备用发动机、无线电器材、维修厂房和大仓库等大量设备设施。
  如此庞大的资产,引发了中外野心家的觊觎。
  国民党反动势力在港英当局纵容下,对两航员工百般利诱分化,进而与美国和英国合谋,对两航资产进行各种威胁破坏和劫夺活动。
  在险恶的形势下,我党领导广大起义员工,配合我政府开展了捍卫起义成果的护产斗争。
  周恩来多次勉励两航员工:要明确抢运物资的观念,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保存飞机资材完整,抢运物资回归祖国,以尽全功。
  同时,他以中国政府首脑及外交部长的身份,针锋相对,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周恩来年谱》对相关重要事件均有记载。仅举一例:
  1952年8月11日,周恩来就7月28日香港英国政府将中央航空公司留港飞机40架非法判归美国陈纳德的所谓民用航空公司一事,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为了回击英国劫夺我国飞机,“中央决定先行征用上海英商英联、马勒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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