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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记笔记是一件大事，对于我这样好多字不会写的学员来说，真是伤脑筋。于是我就尽自己的能力，记下大概的意思来。因为写得慢，所以有很多遗漏，课后只好找别的学员，大家对笔记。有的我记下了，别人没记下，有的别人记下了，我没记下，于是互相补充上去。这样的方法很管用，大家都进步不少。
通过学习，我字认得多了，理论上也学到不少东西，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有了更多的认识。对比以前，我更感到一个革命干部必须有文化，能看书，能写字，工作才能做好。要是不识字，不会写字，不会从书、报上得到知识，那就很受限制，工作也不好开展。
在党校学习期间，我们还经常背着书包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学用结合。这一段的生活过得特别充实、热烈，使我终生难忘。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前后，我认识了曾山。
第一次见到曾山，是在1937年11月。一天危秀英拉着我说去见一个人，带我到了延安中央机关的一间窑洞里。我看到一个中年人，眉清目秀，高高瘦瘦，很诚恳的样子，坐在那里。危秀英介绍说：“这是我们江西省苏维埃的曾山主席，这是我的战友邓六金。”危秀英以前在江西省苏维埃妇女部当部长，和曾山很熟悉，一别三年多，都经历了无数的生死考验，现在又在延安见到面，都很激动。曾山也热情地和我握手。这是我第一次见曾山，长征前就听说过曾山这个名字，但没见过。大家坐下后，曾山就讲了他的一些情况，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在江西打游击，失利后，突出重围，化装到了上海，又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列宁学院学习两年，刚从苏联回来。我这才想起，前几天，是有一架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了好几圈，才找准跑道降落下来，原来是他和一些领导干部从苏联回来了。第一次见面，曾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是老革命，人很稳重，实实在在，还在苏联学习过，他的经历使我产生敬重感。
第二次见曾山是在1938年夏末，我正在党校学习。各根据地许多领导干部来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一次，贾拓夫找我谈话，我请假出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又看见了曾山。贾要介绍，我忙告诉他，我们已经认识了。当时，我有点害羞和拘谨，曾山温和地笑着告诉我，他是来参加六届六中全会，还简单讲了在南方组建新四军的情况。这一次，我感到贾拓夫是有意识地让我们见面，建立朋友关系。我对曾山也产生了朦胧的好感。
1938年10月的一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叫我去一下。我到后，见曾山也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相互笑笑，点头示意。大家就坐后，李富春说：“现在抗战虽然打了些胜仗，但东北、华东的广大国土都被国民党给丢了。为了动员各地群众起来抗日，党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去加强这些地区的工作，中央组织部决定派你去地方工作，你看去哪里合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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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水河畔识曾山（2）
我考虑了一会儿，说：“我去东北工作。”当时想的不多，选择东北，就是因为我没有去过那里。
李富春说：“你不要到东北，组织决定你去华东工作，那里缺少妇女干部。”说完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曾山。曾山用殷切期望的目光看着我。
我看组织已经决定，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我便表示同意。
李富春说：“你回去准备一下。曾山同志是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到时候你们去华东的同志就跟他走。”能和曾山同志一起工作，我当然挺高兴，但想到要离开延安，我还是有些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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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结婚
那次，一共从延安派了二十多个干部去华东，女同志有两个。1938年底，我和在党校学习的涂振农、陈光、饶守坤等二十多人，带上行装，随曾山步行离开延安，准备经西安去南昌。
从延安去西安用了两天的时间。当时，下着雪，雪花漫天飞舞，寒风刺骨，天气特别冷。但我们这些马上就要投身抗日前线的年轻人，感受的只是内心的火热。一路上，曾山对大家都很好，他心很细，考虑问题很周到，我们所有的人对他都很尊敬。曾山在路上还给我们讲了两个苏联故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故事是说：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富翁到苏联旅游，爱上了一个年青漂亮的苏联姑娘。大富翁便向姑娘求婚，说他有很多很多财产，只要你同我结婚，我的财产都可以供你享用。姑娘回答说：“先生，我们苏联有辽阔的国土，富饶的资源。作为苏联公民，这里面都有我的一份，不比你那一点财产多吗？”姑娘谢绝了他。那个大富翁被奚落了一顿，灰溜溜地走了。
另一个故事是说：有一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到苏联的幼儿园参观，孩子们看到资本家太太手上戴着金镯，都很惊奇，资本家太太问孩子们奇怪什么，孩子们回答：“在奴隶社会，这是奴隶的标志呀！”那资本家太太感到晦气，赶快离开。
这两个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因为这两个故事反映了共产党人的理想、情操和追求，反映了我们对金钱、爱情的态度。我对曾山的印象更好了。
由于国民党不发通行证，我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了很长时间，也有了单独相处的时间。曾山和我深入谈过几次话，起初他对我讲了很多他自己的事，包括革命经历、家庭情况。后来，曾山对我说，他爱我，要我和他结婚。
我既爱他，又怕结婚，很矛盾。我从小是童养媳，就对结婚挺害怕的，长征路上又看到那么多女同志生孩子的可怕情景，更害怕结婚了。我当时想，结婚就要生孩子，生孩子就会影响革命工作，而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我非常犹豫，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对曾山的感情压倒了害怕，我同意了。
中央来电催曾山想办法快到东南分局去处理工作，而这时几个年轻同志闹着要曾山和我确定关系再走。曾山也想快点走，和我商量后，向中央组织部打电报申请结婚。很快陈云同志回电，代表组织批准。同行的几个人，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附近街上的一个小饭馆，订了两桌很简单的饭，大家喝了喜酒，然后借了办事处一间房子和两床被褥，我和曾山就算结婚了。
因为东南分局有紧急情况，中央催曾山赶快走。结婚后，曾山只在西安住了两天就走了。他是一个人搭乘飞机从西安先到重庆，然后，又从重庆坐飞机到了南昌。
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时间很短，这期间又要学习，又要工作，一切都实实在在、平平淡淡。组织上也可能是有意撮合，但主要还是我们两人互相都有好感，能说到一起。曾山这个人，一见就能感觉到，他善良、稳重、可靠、思想好、思想进步，值得托付终生。
那时候，曾山很穷，我们共产党人都穷，他甚至连一件微小的结婚纪念品都没有送给我。因为我们是干革命的，从心里鄙薄任何私有的东西，组织上的同意和身边战友的祝愿就是最好的礼物。以后的几十年，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但都能互相体谅和理解，我很高兴自己当年的选择。
由于国民党阻挠，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在西安滞留了一个多月，经过中央和国民党交涉，才给了我们通行证。我们坐大卡车从西安到武汉，然后到长沙，再坐火车到南昌，在南昌住了几天，又坐大汽车到了皖南云岭。
这一路走走停停，沿路大大小小的车站都挤满了人，流亡的难民、学生和伤兵到处可见，头顶还不时传来敌人隆隆的飞机声，抗战的气氛越来越浓。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皖南。
我们全家团圆了
到上海后，机关给曾山安排了一处离机关很近的住处。那是一处银行家的洋房，说是为了照顾曾山。曾山坚持要先去看看。一看，条件太好了，房间很大，还有花园草坪，肯定超出规定。他马上就不高兴了，黑了脸说：“这地方不能住。”“住房只要有吃饭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必须按规定办。”立即让机关另行安排小的房子住。
我们在复兴中路住了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住在楼上，财委秘书长李人俊住在楼下。我们家用了三间房，一间是我们的卧室兼曾山的办公室，稍大的一间让五个孩子和保姆挤着住，另一间用作吃饭和接待客人。楼上还有不少房间，曾山让机关都给锁起来，不让用。他把房子里原有的沙发、地毯之类的贵重家具和花瓶、鱼缸等陈设，统统锁在其他房间里，不准家里人动用，不久都让国家拉走另派用场。
到上海不久，我们把丁儿从江西老家接回身边。后来才知道，他在战争年代也受了不少苦。丁儿四五岁时，有一次，日寇“扫荡”，他和家人失散了，他跑到村外的树洞里躲了两天，才幸免遇难。婆婆那次可吓坏了，以后就时刻把他带在身边。婆婆对丁儿像命根子一样，万分爱护，一到念书年龄，省吃俭用也把孩子送进学堂。丁儿刚回家里时，对爸爸、妈妈都很陌生，吃饭时拘束得很，还老看我和曾山，看父母是不是真的。我很心疼，吃饭时就把好吃的挟到他的碗里，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是真的。
1949年底，我们又把孩子的祖母、伯母、叔母，还有孩子们的两个姐姐（曾山前妻所生）也从江西老家接到上海。我们一家十几口人终于团圆了，全家人都特别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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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回乡务农的婆婆
曾山妈妈一辈子很苦。家里为革命牺牲了那么多人，解放了，还是在农村劳动。曾山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回家乡探望多年不见的老母亲。我们写了好几封信，她才同意来上海。那时，母亲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曾山还坚持把孩子们的伯母、叔母也接来上海。婆婆、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