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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那个南充３号井呢？以前不是一天喷油３００多吨嘛！它怎么样了？
康世恩垂头丧气地：跟龙女２号井差不多，开始还时喷时歇，后来干脆停止了。
余秋里气得嘴里直骂：小娃儿尿尿！呸！我不信，既然它们以前都出了油，而且油还是很大的嘛！现在就躲起来啦？跟我们捉迷藏？
康世恩检讨道：看来我对地质情况摸得还不够，布孔可能也有问题。
余秋里：这说明“地下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它是有意捉弄咱们。那好，我们就来个集中兵力，打它个无处躲藏的大战役！你看怎么样？
康世恩与余秋里一样心急，这川中明明是有油的，怎么转眼油井就全灭了？作为地质学家，他康世恩百思不解。
“我赞成。”康世恩说。
余秋里的右胳膊一甩：“好，等党组会议通过后，你要亲自坐镇四川组织会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康世恩扶扶眼镜：“我明白！”
党组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再调集部分力量，加强川中会战力度，争取在１９５８年底前拿下川中油田！余秋里再一次对他的同僚们强调：“此次任务，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在一片战斗动员令下，“天府之国”的找油战火更加纷飞。四川局全力以赴，玉门和新疆和青海三个实力最强的勘探局分别也派出了最优秀的钻井队和试油队，都由一名局领导亲自带领下，于１１月中旬全部开赴会战地。与此同时，部机关也运用了设计院所、石油院校等技术部门前往支援。此刻的川中大地上不仅是钻机隆隆的勘探大会战，而且又是石油技术攻关战。 。。
《部长与国家》第二章（11）
将军天天与远在前线的康世恩通话。康世恩则白天在施工现场指挥，晚上又忙着找各钻井队队长和技术人员商议生产进展情况，然后再向北京的将军汇报。
“余部长，看来这儿的情况真的很复杂，我们遇上了狡猾而又顽固的敌人了……”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在又完成３７口钻井的勘探后，康世恩不得不语气沉重地如实汇报道。
“……”北京的长途电话线里许久没有将军的说话声音。
康世恩紧张地连声“喂喂”地喊起来：“余部长，你在吗？你听到我刚才说的吗？”
北京那边终于说话了：“我在。”又是一阵很久的沉默。
康世恩鼻子酸酸的，他真想在自己亲密无间的好领导、好战友面前哭一声。但他硬支撑着：“余部长，是我工作没做到家……”
“别这么说。是敌人太狡猾！也怪我们太轻看了它。”北京那边又传来声音：“老康，我看这样：既然我们一时逮不到‘敌人’，那就留着以后等我们的技术过硬后，我们再杀它个回马枪，你看怎么样？”
康世恩连连点头：“好的好的……”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鉴于川中地区地质情况复杂，本次川中会战宣告结束，请各局把前线的队伍撤回原单位……”电报大楼里，余秋里语气沉重而又坚定地向远在四川前线的队伍和全国各石油单位如此宣布道。
１９５９年４月３日，上海。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会议召开期间，他余秋里又一次被毛泽东当众叫住，问的还是他的“最痛”。
“主席，四川情况不好。”
毛泽东像是没有听清似的朝余秋里“嗯”了一声。
余秋里不得不重复报告：“报告主席，四川情况不好。经过勘探，发现那里的油层薄，产量低，下降快，我们没有找到大油田。”余秋里的头低得特别低，像犯了错的孩儿见长辈，直挺挺地站地那儿等待毛泽东发落。
“噢？那好嘛！既然那个地方找不到，就换个地方找。东方不亮西方亮嘛！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我就不信找不到油！”余秋里觉得毛泽东就在他耳边说话。
“是，主席。我们一定在别的地方找到大油田！”余秋里内心一阵激动，当他抬起头，想向自己的最高统帅发誓保证什么时，见毛泽东已带着他的同事走进了全会会场去了……这场“遭遇战”后来真的让余秋里记了一辈子。在１９９４年出版的《余秋里*》上他这样说：“川中石油会战，可以说是我刚到石油部后打的一场‘遭遇战’，也是转到石油工业战线后的第一次重大实践。在这次会战中，我们碰上了钉子，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得到了有益的启示，对我以后的工作大有好处。通过川中找油，我进一步认识了石油工业的复杂性。实践证明，一口井出油不等于整个构造能出油，一时出油不等于能长期出油，一时高产不等于能稳定高产。……总之，川中会战经验教训是深刻的。我曾对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同志说：‘感谢你们四川，川中是教师爷，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学乖了。”
几个月后，余秋里真的在松辽的大庆会战中，把川中“教师爷”一直请在自己的身边，每逢重大决策之前，他都要默默地请教一番“川中教师爷”，然后再决断千军万马是进还是退。
这里有两个细节要补充：在川中会战中被余秋里“拔白旗”过的四川局总地质师李德生，后来被余秋里一纸调令调到部勘探司任总地质师，他在大庆油田发现中建立了重要功勋，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体健康，依然在一线工作。
另一位被批过的秦文彩，也被余秋里重用，后任石油部副部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余秋里在川中会战失败后不久的一次大会上，当众代表部党组向秦文彩道歉，并以一个将军的名义，给秦文彩敬了个正正规规的军礼。
李德生和秦文彩每每谈起这一幕往事，感叹道：秋里同志既是个好领导，又是条硬汉子，他一旦知道自己错了，敢于当众承认并立即改正，这一点在我们高级干部中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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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与国家》第三章（1）
外面下着鹅毛大雪。院子里已经积起厚厚的一层银装，余秋里和康世恩似乎根本没有发觉，依然喝着沉闷的小酒，一杯又一杯。
雪夜，秦老胡同里，两位石油决策者依然一杯又一杯地喝着。他们在苦闷和期待中等待着新年的钟声。
松辽前线关于“松基三号井位”的最后布孔方案终于送到了部里。余秋里让康世恩找地质部和自己部里的权威们赶紧研究商议。
“余部长很关心松基三井的事，今年春节我们几个就别休息了，抓紧时间争取把三号井的事敲定。”康世恩对勘探司的副总地质师翟光明说。翟光明转头就去告诉松辽前线来京汇报的局长李荆和与张文昭。
李荆和一听部长们还要进一步商量“松基三号井位”的事，有些惊讶地问：这已经来回折腾好几回了，怎么还不能定下呀？
翟光明闷着头说：你也不想想，如果三号井再见不到油，余部长还不吃了我们几个？
李荆和探探舌头，苦笑道：那倒也是。又说：不过如果三号基准井再打不出油，余部长第一个要撤职的肯定是我这个松辽勘探局局长。
干吧！在这样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将军面前还能有什么路可走？
２月８日，是农历乙亥年的春节。石油部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很热闹。值班的人探头往里一看：哟，康世恩副部长和李荆和局长，及翟光明、余伯良、张文昭等人都在里面呀！
再仔细一看，不大的会议室里，却铺展着一张巨大的松辽地质勘探图。康世恩脸色颇为凝重地说着：“松辽第一口基准井打在隆起的斜坡部位上，不到２０００米就打进了变质岩，没有使我们看到油气显示，看来是没打到地方。二号基准井打在娄登岸构造上，虽见一些油气显示，可一试油又没见什么东西，我想可能太靠近盆地边缘了。因此松基三号就必须向盆地中央去勘探！李局长，你跟张文昭同志再把你们那边的情况和近期对确定松基三号井位的补充资料说一下。”
张文昭连忙把手头的资料和几份报告塞到李荆和手中。李荆和其实用不着看什么资料了，他知道康副部长其实情况已经相当熟悉，所以李荆和重点挑了松基三号井的井位情况作了简扼介绍：三号基准井的位子早先由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拿出的方案是确定在“吉林省开通县乔家围子正西１５００公尺处”。地质部松辽普查大队还对上面的井位确定理由作了五点说明。但石油部松辽勘探局的张文昭、杨继良和钟其权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地质部松辽普查大队提出的三号基准井位存在三大缺陷：一是井位未定在构造或者隆起上，不符合基准井探油的原则；二是盆地南部已经有深井控制，探明深地层情况不是盆地南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是该点交通不便。他们提出应向盆地中央的黑龙江安达县以西一带布井，并陈述了相应的理由。地质部的同志很快同意石油部张文昭他们的建议，并派最早进入松辽平原的韩景行和物探技术负责朱大绶前来听取张文昭等石油部同志对具体布孔的理由。
也许有过一号、二号基准井的失败教训，余秋里和石油部这回对三号井的位置特别重视，就是文件下达了，仍没有放松进一步的论证工作。旧年底和新年初，余秋里指示康世恩让翁文波和勘探司副司长沈晨亲自陪苏联专家布罗德再去长春一次，与地质部的同行再认真讨论一次基准三井的井位。专家们经过几天反复审查已有的地质和物探及航探资料，最后一致认为：大同镇构造是松辽盆地内最有希望的构造。苏联专家布罗德更是一口肯定：再不见油，我就断了自己嗜酒的习惯！
《部长与国家》第三章（2）
１９５９年新年钟声刚刚敲响，石油部系统的厂矿长会议隆重举行。会议期间，余秋里带着李人俊、康世恩等多位副部长和机关业务部门的司局级干部听了张文昭三天的松辽勘探成果及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