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全套人马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国防科委几十名“造反派”要炮轰聂荣臻元帅，情况危急。聂帅交代秘书周均伦去找叶帅，叶剑英亲切接待他。不久，让他转告聂帅，已向毛泽东同志报告过，毛主席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请他放心。后来叶剑英又将此事报告周恩来，周总理批评七机部“九一六”群众组织炮轰聂荣臻的错误，要立即停止。
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情景，对叶剑英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述：“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住。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捣乱，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40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住处，要我先理个发，做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时他的意思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为了保护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遭到冲击的领导，叶剑英分别把处境十分困难的一些同志接到北京，安置在京西宾馆等地方加以保护，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形势更为严峻。这年3月22日，发生震惊全国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称：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首先讲话，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错误”和对他们的处理决定。
首都召开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造反派”扬言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叶剑英、聂荣臻。
第二天，毛泽东、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抓到手里。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于是，成立“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黄永胜一伙有意刁难叶剑英，实行“三不”：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
林彪、江青等对被打成“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的迫害有增无减。10月下旬，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分组会上组织围攻参加过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并无端指责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一贯右倾”。在17日第一小组会上，康生强加给所谓“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江青则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黄永胜、吴法宪污蔑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黑司令”。林彪在20日的全会上，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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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4）
针对林彪、江青等的诬陷，周恩来极力给“二月逆流”平反。他抓住一切机会和场合，为叶剑英等开脱、平反制造舆论。但叶剑英仍未走出逆境。1968年底，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1969年春节，毛泽东找几位元帅谈话，要他们到工厂去蹲点，作调查。叶剑英被指定去新华印刷厂。
叶剑英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二里沟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同陈云、谭启龙一起学习劳动，他被分配到装订车间，一面参加劳动，一面接触工人搞调查研究。在车间里，他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工人群众中间，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尽自己最大努力做些体力活，同时参加车间的批判会、讨论会，虚心向工人学习。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他还在厂里的安排下，到别的车间去参观访问，详细了解生产的每道工序，并同工人们座谈劳动体会，支持革新创造，关心群众疾苦。厂里的干部和工人知道他是军队元帅和中央领导人，七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就主动照顾他，劝他多休息，单独开伙吃饭。但他一再表示，自己是来学习的，都婉言谢绝了。工人们很感动，普遍反映，叶老帅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和咱们心连心。大家亲切地叫他“老叶”，愿意接近他，同他说心里话。周恩来对他关怀备至，经常打电话询问，还特意派杨德中几次去看望他，并带话，嘱咐千万注意身体。叶剑英专门给周恩来写一个报告，汇报自己在工厂锻炼学习的体会。“报告”中，赞扬工人“心地光明纯洁，这和一些长期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老在上层建筑中生活的人们比较起来，差距太大”，谦虚地表示自己“落后了，要赶上去”。
这段时间，叶剑英在北京孤苦度日，但仍乐观豁达，不亢不卑，与逆境作斗争。他的小女儿文珊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这段艰苦的日子：
“在那动荡的、‘史无前例’的灾难岁月里，林彪一伙处心积虑想把爸爸搞垮，诬蔑他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硬说他的孩子们都有问题，横加罪名，把我的哥哥、姐姐、姐夫们一共7个人投进了监狱，甚至连家中的保姆也被抓了进去。我那时只有十七岁，为了保护我，爸爸把我送到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傅崇碧叔叔那里，当了一名通讯兵。谁知这事让江青知道了，她把傅司令叫去大喊大叫说：‘叶剑英的女儿怎么能守总机呢？！在这样的机密部门工作，走漏了消息怎么办？要把她抓起来！’当晚傅司令打电话给爸爸，说我跟班长吵架了，团结不好，让家里速来人把我接回去。我离开的第三天，就发生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傅崇碧叔叔被抓起来了。我当时也不能在北京呆下去了，于是远离爸爸去福建当兵。记得当时爸爸对我说：‘很可能是傅崇碧救了你。’几年以后，当爸爸得知傅司令被放出来了，立即让我去探望他，他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并说：‘你爸爸把你交给了我，我不能让他们把你抓起来，所以制造了一个借口，把你转移出去了。’
“我离开北京以后，就剩爸爸一个人孤寂度日，行动受到限制，连打电话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在我们一家被搞得支离破碎的逆境里，爸爸和儿女们剩下的惟一联系就是一封封家书。‘家书抵万金’。我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味。为了慰藉孤寂的爸爸，我经常提笔给他写信。我在家信中流露了我的担忧，十分关心他的安危和生活情形，可爸爸乐观、风趣的回信安慰了我，他写到：‘信中问到二号楼（作者注：叶剑英在厢红旗住地），且听吧：二号楼前果木多，一间古庙一头陀（他把自己比作古庙里的和尚）。女儿有假归来看，你的窝儿照样呵！’从这封平常的信里，我看到爸爸临危不惧、善于自处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我受到鼓舞，得到很大的安慰。”
这一时期，叶剑英虽然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工作岗位，但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极为关注。每天都坚持看“惟一的文件”《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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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5）
1969年3月，苏联军队悍然侵入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中苏边界紧张起来。
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叶剑英，要他同其他几位在北京“六厂二校”蹲点的元帅一起讨论国际形势。3月18日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有关国际问题的7条具体建议。3月下旬，他根据几位元帅一起多次讨论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由他负责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于3月29日上呈毛泽东主席。“报告”最后对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周恩来对叶剑英等几位元帅的报告极为重视，一直关心他们的处境，想方设法，把他们从困境和逆境中解脱出来。党的九大召开前夕，他积极活动，做了许多工作。在讨论九大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向毛泽东提议，老同志坐在前头，得到赞同。4月1日，又致信毛泽东再次提出包括叶剑英等在内的老同志参加会议主席团和座位方案。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坚决反对，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叶剑英在会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加强战备的意见，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争取时间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准备打败敢于来犯的任何敌人。而林彪、江青一伙则鼓吹“中心转移论”，强调军队要“突出政治”，对叶剑英继续进行围攻。但是，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却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保护，得到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和爱戴。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叶剑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九大以后，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接受周恩来总理交代的任务，正式成立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周恩来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