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个人，我很敬仰他，很尊敬他，很信任他，他是我们国家的创造者之一。”
审时度势，西山决策，虑善以动，“以快打慢”
“四人帮”加快步伐，争分夺秒，从政治上、组织上、武装力量上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
在“两报一刊”社论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之后，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并特意声明，不要叶剑英参加会议。中央副主席不让参加，相反地无理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三人均不是常委）必须出席会议。明明不够资格，怎能出席会议呢？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避而不谈，却要求立即答复。华国锋被逼无奈，只好下午开会。会上，江青一伙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公开提出，毛主席的文件档案、书籍，从现在开始要交给毛远新清理。对此，会上产生了分歧。在华国锋支持下，经过一番争论，会议否定了她们的无理要求，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决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
此时，“四人帮”摇羽毛扇子的张春桥正在全力抓上海。9月21日，他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上海突击发武器7万多件。这还不算，据上海市财政局的档案材料记载，这时“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还制造和购置了枪支48 400余支，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步、机枪零件418 000件。他们计划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师，配备一三○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30门等等，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去上海，通知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并且说：“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他明目张胆地提出“挂帅”问题，准备动手夺取最高领导权。
大闹中央政治局，是“四人帮”的一贯伎俩。每次政治局开会，他们众口一词，总是一人提议，三人响应，胡搅蛮缠。在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们蓄谋要大闹一场。在会上，讨论完国庆节庆祝活动安排之后，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想让她当主席。接着，讨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会上读了毛远新为此事给党中央写的信。叶剑英等多数同志认为，毛远新留在北京已无事可做，要他回辽宁。江青大发雷霆，张春桥随声附和，要毛远新留下来处理毛主席的文件、档案，还提出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这实际是要召开三中全会，公开篡党夺权。这些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华国锋、叶剑英等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拒绝。江青大吵大闹。要“没有事的都走”，围攻华国锋，搅散会议。会后，江青继续逼着汪东兴要毛主席的文件。叶剑英告诉汪东兴，要坚决顶住！
形势越来越紧。“四人帮”和党中央政治局的较量已到了最后摊牌阶段。叶剑英分析说：“毛主席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非常悲伤。正在我们浸沉在悲痛之中的时候，（四人帮）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疯狂地开始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勾当。因此，政治局同‘四人帮’的斗争，趋于白热化。”在这样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加紧与华国锋接触和交谈，继续寻求解决‘四人帮’的途径和办法，继续同老同志保持联系，酝酿消除党内的隐患。在京的、外地的一些党政军负责人，不断向叶剑英反映情况，希望果断采取行动。也有些同志向华国锋、汪东兴等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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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35）
此时，“四人帮”已经察觉叶剑英的行动，派王洪文跟进西山，靠近叶剑英住地住下，加强监视。叶剑英知道以后，佯作不知，镇静如常，悠闲自在，“游山玩水”，故意“示人以缓”。
有一天晚间，伴着落日余辉，叶剑英同身边的同志在山间凉亭一带散步，忽然问起常走的一段山路叫什么名字？大家答不出，他就说：“叫好汉坡吧！”
走了一段路，又问常去的那个亭子叫什么名字？他自问自答：“叫‘风雨亭’吧。”
随员们表示惑然：“现在也没有刮风下雨啊！”
“很快会有的。山雨欲来风满楼。”
其实，叶剑英命名“好汉坡”、“风雨亭”的寓意是很明显的。反“四人帮”需要做“英雄好汉”，需要经得起风风雨雨的考验，同舟共济。
叶剑英落脚在周恩来曾经住过的九号，集中思考捉妖大计。王洪文发觉后，就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叶剑英搬到那里去了？”汪东兴告诉他，周恩来生前交待过，剑英同志可以住那栋房子。王洪文无可奈何。
叶剑英探山钓水，吟诗作赋，嘴里哼着郑板桥的《道情》：“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笔下写着“廊间正是无寥赖，燕子衔泥慰故人”的诗句。心里却想着“举事捉妖定乾坤”。他行踪不定，频繁地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城里小翔凤之间，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相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准备捉妖。有时一天之内要接谈几次。一天，邓颖超刚走，陈云即来访。叶剑英见了这位老革命家非常高兴，首先给他看了毛泽东生前关于解决“四人帮”的谈话记录，然后简要谈了一下根据主席遗愿，解决“四人帮”的设想，征求陈云的意见，问他怎么样？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同意剑英的意见，要设法解决。
陈云的儿子陈元后来从父亲口里知道此事大概，下面摘引一段他的回忆：
叶剑英还几次接见军事科学院政委粟裕、院长宋时轮，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加强戒备，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粟、宋都是与叶剑英共事多年，中外驰名的战将。他们从形势的发展中，已经预感到事态的严重，回告老院长说，我们连草鞋和担架都准备好了，首长放心吧！叶剑英感到满意地说，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力争最好的前途。在此期间，叶剑英还与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和空、海军的领导人张廷发、吴富善、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要部队加强战备。
这时，叶剑英与华国锋更加相知，华感到叶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鼎力相助，坚决对抗“四人帮”，对这位长者更加信赖和倚重。他采纳叶剑英的建议，主动与汪东兴等中央办公厅可以信赖的同志，研究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同时更主动找政治局的同志接触，进行酝酿。
9月下旬，他见到李先念。李正想到外地去，华劝他说：“你留下吧，希望老同志在斗争中能作些参谋，多想一些办法。”
李先念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坐着车子直驱西山。为了避人耳目，特地又绕道上山，来会见叶剑英。
叶剑英好长时间未见到李先念了，警卫参谋马西金跑来报告说，客人已经到了。叶剑英便亲自迎他到走廊里，风趣地说：“哎呀！是那股风把你吹来了啊？”
李先念回答：“是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着走进屋里坐下。
叶剑英和往常一样，照例打开收音机，在噪音的掩护下，两个人密谈起来，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了。经过短暂的交谈，两位老革命家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这一年10月，政治局和“四人帮”之间的斗争进入了决战阶段。华国锋遭到“四人帮”连日的“逼宫”，处境越来越困难，叶剑英了解到他的处境，进一步与他密商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有人曾设想召开扩大的中央委员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的“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参加中央领导还嫌不够，还要篡夺最高领导权。这伙人作恶多端，人心丧尽，极为虚弱。这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反动本性所决定的。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已超出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不宜于采取党内思想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但又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避免引起###。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要搞合法的斗争。经过商谈，思想得到了统一。根据前一段同政治局委员和老同志个别酝酿的意见，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定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报告。为了具体部署这一行动，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情况，采取应急之策。1984年5—6月，汪东兴曾几次谈到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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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36）
“9月29日开政治局会议争论得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开始商量，分析形势，分析“四人帮”的力量，考虑对他们怎么办。当时，叶帅亲自到中南海我家来过两次，他还找华国锋同志商量。当我们了解到张春桥也两次到江青住处中南海长谈的时候，我们认为已到了很紧迫的时候了。叶帅提出要万无一失地办事。我们认为这是一件有关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大事。如果让“四人帮”得势，党和国家就要遭难。但当时还不是很有把握，有些提心吊胆。我们说，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这是一步险棋，必须果断，更要周密。大家商量后认为，要绝对保密，范围不要大。本来计划在国庆后准备再动手。……具体工作我多做一点，因为情况我熟一点，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厅，方便一点，应该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