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疗养的张民达师长闻讯抱病返回前线督战。两军摆开阵势，敌人居高临下，利用有利地形反击，弹如雨下。第十三团先头部队伤亡惨重。张民达、叶剑英见势，命令停止进攻，急调十六团上来，重新部署三个营的兵力，命令机关枪营营长宋绍殷将机枪配备给三个加强连。选择敌军防守薄弱的崎岖山道，从不同方向迂回进攻。叶剑英又命令炮兵连长王逸珊，迅速测定距离，选好目标，亲自指挥向山上敌人固守的据点，连续开炮。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发起梯次冲击，终于挫敌破关，夺回了言岭要地。守关的敌人大部投降，少数狼狈逃窜，叛将刘志陆险些被擒。这就是当时在粤军中转败为胜、名震一时的言岭关大战。这一仗胜败关系到粤军全军安危。张民达、叶剑英由于打了这场硬仗，威名远扬。许崇智很佩服这两个年轻指挥官的智慧和胆识，亲自召见，并要为他们请功。叶剑英则谦虚归功于张师长指挥得力和全体官兵勇敢冲杀。
第八旅攻克言岭关以后，乘胜追击，沿老隆、河源前进，直捣“陈家军”老巢惠州。这时敌军熊略部增援惠州，第八旅迎头痛击，进占三栋、永湖。敌军退至白芒花一带，准备趁张旅立足未稳，于次晨拂晓集中兵力发起突然袭击。叶剑英侦得敌情后，建议师长张民达命令部队轻装，当夜偷袭敌营。部队冒着倾盆大雨，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敌军阵地，突然枪炮齐发，打得敌兵蒙头转向，四散逃走，又赶上前面河水暴涨，断敌退路。纷纷缴枪投降，俘获3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大本营表彰此役胜利。孙中山于7月《复邓演达函》中写道：“敌人来援惠州之军已被张民达完全击灭，我宜乘胜速下惠、潮，则广东从此可靠太平，而北敌亦不敢再犯广东矣！”
陈炯明退守惠州，调集叛军，出击并进窥广州。8月23日，孙中山迁大本营于石龙，亲自督师东征，命许崇智为中路指挥率部驻守博罗。
叛军总指挥叶举趁孙中山东征军立足未稳之机，集中5000人，先行袭击围困博罗。许崇智本部坚守十余日，伤亡惨重，粮尽弹绝，危城告急。孙中山急命第八旅前去解围。张、叶接到命令后，分析敌情，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命第十三团团长谭曙卿率全团猛攻叛军后方据点平山，乘胜占领淡水镇，威逼惠州。叛军只好从博罗分兵增援惠州。博罗守军乘机突围出击，叛军败退，博罗之围遂解。接着，乘胜追击，配合友军，于10月3日攻取博罗以北的重镇河源，截断了困守惠州之敌的水上交通。
张民达、叶剑英在参加围攻惠州战役中日夜奔驰，历时半载，打了许多苦仗硬仗恶仗，击溃敌人数次进攻，受到许崇智的嘉许，报请大元帅给张民达师长记大功两次。但是，各路讨贼军心怀异志。滇、桂军无心恋战，不但不积极进攻惠州，反而在叛军攻击下，节节败退。致使孙中山大本营又不得不从石龙移设于石滩车站。11月12日，叛军攻占石龙，石龙滇军、桂军纷纷向石滩退却，溃兵如潮。西路讨贼军总指挥刘震寰无法制止，也只好退走。这时，惟有张民达、叶剑英的第八旅和少数部队抵挡敌军，紧紧保卫着大本营。叶剑英告谕八旅官兵说：“我们无论如何要稳住阵脚，誓死保卫大元帅！”孙中山看到情况危急，亲自出面阻止败兵退却。他在石滩车站上竖起一面大旗，上面亲笔书写八个大字“我在石滩，退者枪毙！”当时滇、桂军有些官兵不听命令，竟向孙中山乘坐的专车开枪，企图夺路而走。孙中山镇定自若，一直坚持不动。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张民达、叶剑英指挥部队一方面阻止溃军，保卫孙中山，一方面继续抗击叛军，且战且走，保护孙中山安全返回广州。
在中国连年战乱的年代（11）
经过这次战斗，叶剑英感触颇深，后来回忆说：“那次打了个败仗，从博罗退到惠阳，后来一直退到广州近郊，退了几百里。孙中山亲自督战，他的座车停在桥上，车上的玻璃窗都被打破了。情况十分混乱。但孙中山先生仍坚持督师不后退，最后左右参军假传命令，叫司机把专车开走，悄悄退回。从这件事情上，说明了中山先生为了革命事业，丝毫不顾及个人生死的英勇精神。”
第八旅从进军福建，攻克水口，转战潮梅，大战言岭关，到解围博罗，克服泰美，一直到最后固守石滩，变逆境为顺境，化险为夷，连战皆捷。这与参谋长叶剑英出谋划策、辅助张民达正确指挥是分不开的。1924年3月10日，孙中山特意召见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及其他各部军官加以训勉，表彰张民达、叶剑英的第八旅是“真正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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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叛变革命（1）
三 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的危急时刻，叶剑英作出重大抉择：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彻底决裂，积极策应南昌起义，参加领导广州起义
人生贵有胸中竹，
经得艰难考验时。
在北伐军基本上消灭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势力，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
1926年12月，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密商，准备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一带时发动政变，公开###。
中国上空阴云密布，一场充满血腥与罪恶的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迎着反革命风暴，向蒋介石反戈一击
1927年4月12日凌晨一时。
屠夫蒋介石酝酿已久的反革命政变的枪声终于在上海打响。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的政治风云骤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当时，青年革命将领叶剑英得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回忆说：
“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个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元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经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叶剑英在新编二师，与左派军官和几位知心朋友商量，决定逆流而上，打出革命的旗帜，反戈一击。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反蒋”的电文，然后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当众宣读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表示“至诚拥护中央反对蒋介石”，通电全国。
师长叶剑英的反蒋电文，在当时的军政界引起轩然大波。
陈可钰（原第四军副军长）看到叶剑英的反蒋电文，立即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不信，陈第二次又去报告：“叶师长真的反对我们！”蒋还是将信将疑。在他心目中，叶剑英是讲交情的人，不会反对他。那份电文即使真是叶剑英发的，也是共产党背后捣鬼。他交代侍从室查问明白。
通电反蒋之后，吉安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激烈反对叶剑英，并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同魏燮元等左派军官紧急秘密磋商，决定稳住全师官兵，迅速派出可靠人员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向北进发，投靠武汉革命政府。
队伍开拔之前，左派军官和叶剑英商定借给师座祝贺生日和一位军官结婚的名义，在师部驻地学校的后花园，摆酒###，联络感情，交换情报，议论军机。
宴会后，大家留影纪念。叶剑英当“导演”给大家拍照，有两张珍贵照片被一位同志秘密珍藏，后交中央革命博物馆，保存至今。
数日后，叶剑英一行化装秘密起程北上。
叶剑英走后，二师左派军官在城内中山广场召开军民联欢庆祝大会。群情激昂，气势很盛。但是右派军官组织暴徒突然向群众开枪，进行反扑。不久，朱培德派杨竹轩、杨如轩两个师包围暴动的新编二师，将其缴械改编。
蒋介石得知新编二师暴动的消息，大为恼火，立即让下属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呈文，昭示叶剑英率师阴谋叛党的“罪恶”，随后作出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并予以通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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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叛变革命（2）
蒋介石虽然“开除”了叶剑英，但他一直欣赏并企图拉回这个年轻有为、文武双全的革命将领，据传他曾向亲信交代，抓住共产党有两个人不要杀，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叶剑英。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投入党的怀抱
4月中旬，叶剑英一行，从吉安一路晓行夜宿，经南昌、九江，登临庐山，转道武汉。
当时中国的心脏武汉三镇，武汉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继续推行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但是，武汉政府成分不纯，内部矛盾重重。帝国主义分子和蒋介石等封建军阀势力对武汉实行军事压迫和经济封锁，使武汉三镇陷入严重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危机之中。
在这种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在武汉急于寻找共产党，但党已经转到地下，一时又找不到。进退维谷，迷茫徘徊。最后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