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在武汉急于寻找共产党，但党已经转到地下，一时又找不到。进退维谷，迷茫徘徊。最后为了找个落脚点，只好先找到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向他报告了通电反蒋的经过和吉安的现状后，便留在武汉。后来，见到了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张发奎早年也在粤军中工作，同叶剑英是老相识，深知其为人和才干，当即邀他到第四军军部工作。
这时，宁汉分裂后的斗争日趋激化，反革命力量依然强大。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包围着武汉政府。奉系军阀进兵河南，组织对武汉的进攻。
在这种形势下，武汉政府决定与冯玉祥的国民军配合，先打奉军，再打蒋介石。
4月19日，武汉革命政府在武昌东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开始第二次北伐。
叶剑英随第四军参加这次北伐。第四军于5月1日到达驻马店集结，开始进击。叶剑英与副军长黄琪翔、参谋长谢婴白一起参与作战指挥，经过上蔡、拱桥、宋庄、临颍的激烈战斗，于6月1日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于郑州，6月5日进克开封，奉军全部从河南撤出。
不久，第四军回师武汉，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升为总指挥，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形势逆转。宁汉合流趋定，国共合作破裂。叶剑英日益感到，汪精卫靠不住，冯玉祥靠不住，最后连“左派”将领张发奎越来越向右转，也靠不住了。只有共产党真心真意为工农大众谋福利，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一种渴望投入共产党的怀抱的强烈愿望，一种渴求在共产党领导下重新投入火热斗争的激情冲动，使他浑身热血沸腾。但是此时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去投靠共产党，要冒很大风险。“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尽管前进道路布满荆棘，但动摇不了他救国救民的初衷。
共产党在哪里？到哪里去找呢？他思来想去，想到了在武汉的同乡李世安。
李世安是1924年6月在广东大学（后改中山大学）读书 时入党的老党员。曾在东山中学和学艺中学同时兼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在广东梅州时，他和叶剑英多次交往，结下了友谊。其后，他又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工作一段。1927年2月，他离开梅州到上海，找到周恩来后，转移到武汉。公开身份是公安局主任秘书。
叶剑英原来并不知道李世安是共产党员，在武汉两人相遇后，从交谈中隐隐约约知道他是个在党的人。李世安从第四军共产党员柯麟等人那里知道叶剑英在东征、北伐中的进步表现和靠拢党组织的愿望，就借机向他介绍国共两党的现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告诉他有机会可以看到周恩来。叶剑英听了很高兴，知道了许多内情，心里有个谱，约他有时间再多聊一聊。从此以后，他们常常会晤，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因此叶剑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找到李世安。
叶剑英在昏暗的灯光下，向这位可以信赖的朋友，袒露心机，汇报了几年来找党入党走过的曲折道路，说：“现在，我是看得更清楚哪。靠国民党是不行了，只有共产党才可以领导我们革命。如果你相信我，就介绍我加入组织吧！”李世安听了他的倾诉，表示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愿意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蒋介石叛变革命（3）
这个追求党的战士多么热切希望自己早日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啊！他告别李世安，仿佛看到了一盏明灯，高悬中天，照亮了自己前进的道路，激动不已。
李世安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和希望，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这件事。周恩来回忆起自己同叶剑英的交往，不假思索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叶剑英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党组织还在继续考验他。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暂时不要和其他党员发生联系。
这一时期，武汉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举起血腥的屠刀，疯狂进行大屠杀，使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全国重新卷起了白色恐怖的风暴。革命的武汉一宿之间变成反革命堡垒。叶剑英则在白色恐怖的高潮中，迎着反革命逆流，投入党的怀抱。
叶剑英从一个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战士，走过了多么漫长的曲折的道路，经受了多少火与血的洗礼的考验啊！
搭救叶、贺脱险，策应南昌起义成功
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处于低潮。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犹如地下的流火，正在炽热地燃烧着。1927年7月，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正在酝酿举行南昌起义。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一批党员干部云集九江，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工作。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也随张发奎的四军南下，进驻九江。
地处长江中游的重镇九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此时城里城外驻满了新旧部队。我党能掌握和影响的部队，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都驻在这里。
叶剑英在九江，与叶挺保持秘密联系，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等都有交往，随时将获得的军事情报透露给他们，报告党组织。
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涌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与张发奎等秘密策划，企图蒙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借机夺其兵权，聚歼其所属部队。7月下旬，朱培德向贺龙、叶挺发出邀请。张发奎则命贺、叶部队集结德安待命。军情火急。叶剑英密下庐山，连夜赶到第二十四师驻地找叶挺紧急磋商，决定立即通知贺龙、廖乾五、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共商对策。
这一天，风和日丽，水波不兴。甘棠湖上，一群群沙鸥在碧蓝的天空中盘旋。一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划子在湖面上漂荡着。几个“游客”坐在其中，摆出了逍遥自在、游湖赏景的姿态。
叶剑英小声地将他在山上听到敌人密令要调贺军长、叶师长上山的消息告诉了大家。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
“我们坚决不去！这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
“我们不能上当。”
。。。。。。
叶剑英听了很高兴，也劝他们不能上山，说上了山就等于湖里的鱼落了网，并表示山上的事，由他来周旋。
经过短时间的磋商，大家商定：贺、叶不上庐山；张发奎命令贺、叶部队集中德安，不能照办；部队迅速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即开拔，贺龙的大部队随后跟进。
“小划子”会议结束后，贺、叶部队按预定时间，于26日前后次第转移，沿南浔铁路线，开往南昌。此后，张发奎迭次电催贺、叶上庐山开会，但他二人已到南昌，汪精卫的阴谋未能得逞。
汪精卫并未就此罢休。他偕孙科、张发奎等于7月28日夜离汉口赴九江、上庐山召集朱培德、黄琪翔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同时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五、高语罕等人。叶剑英在庐山上得知敌情，便连夜派人下山通知廖乾五等。他们三人迅速离开九江，到南昌参加起义。
蒋介石叛变革命（4）
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了。
力阻不追起义军 亲率教导团南下
南昌起义的成功，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急忙下令调集各路兵马，大兴###之师，妄图把起义军消灭在摇篮里。武汉政府迭次电令朱培德、张发奎速调赣东、赣南各处驻军“进剿”，“肃清南昌共产党”，将贺龙、叶挺等“叛乱附逆”“一体缉拿”，“务获元凶”。张发奎闻变，亲率十一军军长朱晖日乘火车由九江至马回岭，企图阻止二十五师参加暴动。不料该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已率部起义，正在向南昌开进途中。与张发奎等相遇，将其卫队全部缴械。张发奎和朱晖日狼狈不堪，只好步行返回九江。
张发奎返九江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大发雷霆，指责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解。朱晖日等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听任张发奎追击起义军，其后果不堪设想。他从维护起义军的立场出发，决定陈述利害，力阻不追。
他沉着冷静从分析面临的战局说起，讲出一番道理：“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重举总理革命义旗，目前正是时机。原来盘踞在广州的陈铭枢虽与李济深对立，但他的部队如今已退回潮汕，广东仍是李济深的天下。我们原想去广东，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贺的队伍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回广东相助，此时我军便可打起援师义旗，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贺、叶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假若在此尾追叶、贺，徒耗兵力，别说不一定赶上他们，即使捉获，而我等仍无立足之地，对革命何益？”
张发奎觉得叶剑英对局势的分析颇有道理。而他要尾追，并非出于本心，本来也是想借机南下广东，扩充实力，别有所图。再者，贺、叶参加南昌起义，使他的二方面军损失过半。自知靠尚存的一万余兵力来对付贺、叶的两万多“叛军”，难操胜券。因此，他采纳叶剑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