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都是烟幕弹，也拿出来在体育场中央插一排，一个一个放起来，打完了体育场都冒烟了。
我们二连连长段吉升到南京时调走了，到师部参谋处当参谋，等位置。排在后面够资历的上来了不腾位置不行，没有适合的就暂时做个闲差。让他到参谋处还有一个原因，他长得很帅，京戏唱得非常好，唱青衣的，廖耀湘、李涛特别喜欢京剧， 所以留在身边，以后在剧团里客串个角色什么的。
接他班的叶连长是广东人，黄埔十六期的。
当兵出来和家里两年多没有联系了。我给大姐写信的地址是韶关，但光复后她们学校已经迁回广州了，没联系上大姐。
姑姑带我们从香港去博罗县的路上，二姐参加国民政府领导的救亡工作队，在广东和湖南交界的始兴县县政府当公务员，我就写信到那儿去。当时她已经离开始兴到东莞税务局工作， 但还是收到了我的信。东莞那时还是个小县城，她先生也在税务局工作。
二姐回信说，我们失散这么些年，都是战争造成的，战争把我们的家摧毁了，现在好不容易胜利了，祝你能够早点回家乡，家乡很需要你们。我们同学之间也议论，胜利了，估计要安排我们退役了， 我们都还年轻，该回家上学了，据说上头也正在考虑。
第四节 抗战胜利就是中国内战的开始
在南京遇到一件事儿，我心里就想，完了，这内战是非打不可。我这个人年纪虽然小一点，文化知识上也不如队伍里的哥哥们，但我爱想事儿，爱观察。
我去驻扎江边的六十五团找朱富华，他一直留在六十五团团部没有回教导营，那天刚好六十五团派出的一个加强排从江北浦口回来了。
新六军的编制，一个排是五十一个人，加强排就是一个排再加上重机枪排、携带小炮的炮兵班，有七八十人，这些人坐
在马路边上，都低着头，很沉默，好像很有心事。我就问朱富华：“怎么了，重机枪都架在这儿，人都坐在
这儿？” “刚从浦口撤回来。” “浦口怎么了？” “昨晚打了一宿，新四军向这个排进攻，我们伤亡二十余人。”
那时，我们的部队跟谁打仗都是不会投降的，就是跟他干。可是打了这么一仗，回来情绪这么低落，大伙都想不通，刚跟日本人打完啊，自己人就干起来了，那就是说这个内战，必打
无疑了。
这时候大概是一九四五年十月份吧，双方小的战斗就开始有了。我就想，下级军官也不敢自作主张就来打我们啊，他也得有上级命令嘛，既然上级有命令了，这个战争就难免了。所以当时我就发觉完了。
在南京前后驻扎了一个多月，十月末，部队到了上海，驻在江湾的盐业新村，准备开赴东北，那就是内战指定要开打了。
盐业新村的军营都是日本人盖的新房子，建好了还没来得及住就投降了，两幢，一个很大的院落，有个足球场，我们每天上午踢足球，踢完球就在附近散步，挺自由的，部队也不搞训练了。
这时上面有打内战的思想，但下面没有准备，抗战结束前， 我们在云南、在湘西没有一天不训练，到了上海没出过一天操。
在上海给我们发了胜利金，中士军衔是六千多元，有些同学买照相机、手表、望远镜等，我一律不买，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年纪小对那些没什么兴趣，也没有可消费的。
江湾区离市内不远，礼拜天闲着没事就都出去，比我们年龄大点的，就去驻地附近麻将社玩。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听他们讲得乱七八糟的，上街的时候我都是自己走，各人的需求不一样。
从军营出来走四十分钟到北四川路，坐摩电车到南京路霞飞电影院看话剧，最有印象的是《夜店》，这是一个名著，描写下层社会人的生活，进去了经常没有几个座位，就剩十七、十八排的了。那时门票很贵，二百块钱一张票，抗战胜利金才领六千多，吃一碗面条才二十元，所以一般都舍不得看。
看完话剧就去南京路、外滩、公园浏览市容，饿了想吃点饭，在街上找饭馆，女招待都在门口，看到就拽，我一看，哎呀，那能进去吗，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看到她们我就跑步过去。找不到地方吃饭，又不敢进去，反复走好几个来回，终于遇见个大排档，门口摆几张桌子，屋里面也有几张桌子，二十块钱一碗肉丝面。挺大的碗，就吃碗面条。
几乎每次去市区都会遇到相同场面，中午这顿饭对我是挺伤脑筋的，回来跟同学一说，他们就说我小鸡雏子，什么也不懂，有钱连饭馆都不敢进。为什么不敢进？
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红人，他领着第三方面军进驻上海，他的部队军纪就不行，我们坐公共汽车、摩电车都站排，他的兵不排队。
那天我和卓干成看见一个，就拽住了，过来过来，不站排怎么能行呢，上后面去。他说我不站排。我俩说你多啥？他是个上士，看我们俩挺凶的，两个打一个还不削扁他？就到后面站排了。
所以当地人对我们印象很好，知道新六军是远征军。
我们有时穿上罗斯福呢，扛上枪在南京路等热闹地段*， 一边行进一边高唱胜利之歌，就是要给满城老百姓看看，这是一支什么军队，胜利之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在上海我们跑了一个同学，他是上海人，在教导营营部当书记，营长陶逸同意的，说那你愿意走就回去吧。
我出生在上海，但没啥印象了，上海还有些父母的老关系， 但没去找他们。
后记：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一
朱洪海
这是一项历经八年才得以完成的工作。八年前，也是冬天， 黄老先生家里的暖气烧得很不好，他特地在我旁边加了一个电暖气，我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但是那天他第一句话就说，我说真话还是假话？说真话，我就接受你的采访。
采访刚刚开始，我的工作岗位就从编辑转到了发行，无暇进行这项一眼看不到头的工作了。再后来，我就离开了沈阳。
二○○五年夏天，在北京，辛苦尚红科当司机，我邀请了台湾时报文化的莫昭平先生、张香华女士和王海娜去潭柘寺，从潭柘寺出来，大家坐在一个山坡上，记不得怎么想起来唱歌了，我和老尚、海娜唱大陆的歌，莫总和张香华女士唱台湾的歌。
唱着唱着，就想起黄老先生的故事，我讲了半个小时，讲完了大家很安静，最后老尚打破沉默说，你把这本书弄出来吧， 我来出。
两年后，我离开北京回到了沈阳，在可以眺望到浑河的工作间里，进行完唐德刚版《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扫尾工作后， 忽然想，黄老先生的采访应该开始了。
沈阳又经过几年的城市建设，只需坐四十分钟公交车，就可以到达住在于洪区的老先生家，再不必像当年要几经换车耗时两个小时了，更幸运的是，老先生不仅健在，思维、言谈依旧不减当年，语言表达还是那么富有感染力。
老先生是我一位朋友的姥爷，我也就跟着叫姥爷，二○
○九年冬天，牛年正月初六，很多商家还没有开业，我在三好街走过半条街，才买到一支录音笔，中午坐在姥爷家里，开始延续七年前的第一次采访。用完了春节的假期后，在去于洪的公交车上，窗外的景色从春花变成夏荫再变成秋叶和雪花，这一年的无数个周末就是在姥爷家的聊天中度过的，以至于连女儿都认为周末去看姥爷是我的一项工作了。
姥爷的作风是，去他家事先一定要预约，尽管他的退休金其实很微薄，以卧牛之地形容他那一居的环境并不过分，但是客人来了要摆上几个菜，倒上酒，这是他的待客原则，因而饭桌上的内容需要提前准备，八年以来莫不如此，于是我只要一回望过去这一年，就是无数的酒杯和盘子在眼前飞舞。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姥姥，不仅仅因为大多数的酒杯和盘子是姥姥整理提供的，更因为她和姥爷是人到中年才走到一起的，她以大海样的胸怀容忍了我，容忍了那些有关姥爷的故去的前妻、初恋女友的肆无忌惮的提问。
我有意把关于情感方面的问题攒到了采访工作的最后，心感顾虑这敏感的话题会给两位老人平静的晚年带来不快。凤凰卫视的毕蜂帮我出主意说：“你领姥爷去洗澡，在那采访。”
感谢姥姥，没让我用上这一招。
后记：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二
口述历史是我八年前开始着手的方向，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文字整理和编辑工作也是那时候开始的，如今进行的《1944—1948 我的战争》是第二本。从一个大人物跳到一个小
人物，在我心里，两部书的分量是相同的。
从秦皇汉武、陈胜吴广到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中国史的脉络就是王侯将相的记载史，大人物们在历史车轮中的作用确实是关键的，但是还有句话叫做“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我看来，大人物们的作为是历史事件的结果，作为后人我们有多少次看着那些结果却不明所以然？答案时常就在小人物们的世界里，他们有时就是历史事件的缘由。
《易经》说太极生两仪，如果两极世界才是完整世界的话， 中国史看上去就像一部不完整的历史，缺少了平民史的一极。我曾经用一个比方跟朋友解释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部书：假如有本书是项羽的一个士兵写的，描述了鸿门宴、火烧阿房宫、垓下之战，记录了秦末底层百姓的生存实况，你想不想看？假如唐王朝的那个卖炭翁留下一部《我的卖炭生涯》，让你知道当年在市井之徒的口中对盛唐衰落的缘由是怎么认为的，你有没有兴趣？
平民史的力量，一部《马可波罗游记》已经给出了答案。
后记：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三
回到本书，从1944—1948，姥爷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