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尔斯号邮轮，经过40多天的漫长航行，最后到达了法国的第一大港马赛。
当天，朱德和他的同伴就换乘火车去了巴黎。
巴黎，这个号称为世界“花都”的城市，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也不再那么美丽动人了，到处是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
法国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战祸使其大伤元气，战争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这座文明古城，沿街有不少衣衫褴褛的寡妇、孤儿、伤兵和乞丐，向过路的行人乞讨。
他和孙炳文一起游览了巴黎的名胜古迹。
他看到凯旋门虽已斑驳陆离，失去昔日风采，但依然宏伟壮观，它上面的图案记录着法兰西光彩夺目的历史。
当他登上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时，巴黎的全景尽收眼底。
他对铁塔的浩大工程和精巧结构，赞不绝口。
大家特地在铁塔前合影留念。
他们还参观了记录着法兰西文明和革命历史的卢浮宫、协和广场、共和国广场、拿破仑墓、拉雪兹神甫墓地的公社社员墙。
在巴黎期间，朱德和孙炳文寄居在一位中国商人的家里。
那是一个在年轻时就来法国谋生的人，但他依然眷恋故土。
一有空闲，就请朱德他们介绍祖国发生的事情。
同时，他也讲一些在巴黎的见闻。
一天，他告诉朱德，听说有一个中国留法学生团体是共产党，在宣传鼓动革命。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朱德急忙追问这些人在哪里，那位商人也是听朋友说的，更多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第二天那商人带朱德和孙炳文去找到了那位朋友，弄清楚这个组织就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是周恩来，但已经离开法国，去了德国柏林。
那个朋友还把周恩来在柏林的地址告诉了他们。
这一消息。
再次燃起了朱德找党的希望之火。
他和孙炳文商量后，决定去柏林找周恩来。
周恩来这时担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央执委会宣传委员，正在柏林考察德国的劳工运动，但他的主要工作是在留德学生中建立和发展共产主义组织，就住在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的一幢寓所里。
10月下旬的一天，朱德、孙炳文来到周恩来的住处，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面目清秀的年轻人。
朱德有些吃惊，忙说要找一位叫周恩来的先生。
年轻人非常热情地把他们引进房间，并自我介绍是周恩来。
朱德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年轻人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的名字，他不仅听说过，还读过在新近出版的《少年》杂志上周恩来写的论文《共产主义与中国》。
他非常欣赏周恩来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
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
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
七、找党找到天尽头（7）
共产主义“在今日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
他曾对孙炳文表示，周恩来的主张正是自己多年来所探索和追求的。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周恩来。
他想共产党的领导人，又能写出那样的文章，年龄总不会比自己小。
这时的周恩来才24岁。
一阵寒暄之后，谈话转入正题。
朱德用他那浓重的川音一字一板地叙述着他走过的道路和追求革命的经历。
然后，话语铿锵地提出决心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意受命做任何工作。
周恩来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地在一个小笔记本上记着。
朱德前半生的经历是丰富多彩的，人生道路上的酸甜苦辣都齐全。
在周恩来的经历中，还未曾遇到过这样一个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将军。
他被朱德异乎寻常的经历和执著地追求深深打动了。
以后，又经过了几次交谈。
他们从国内外形势、各种思潮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了详细交谈，气氛十分融洽。
周恩来向朱德和孙炳文表示：愿意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申请没有得到国内批准之前，可以接收他们为候补党员。
1922年11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把这一喜讯告诉朱德时，周恩来还特地叮咛他，加入共产党的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张扬。
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外不要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
因为，像朱德这样具有社会背景的人便于去团结更多的人。
从此，朱德就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在德国留德学生中开展工作，后来还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的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
朱德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
他用一生的奋斗实践了向党组织表示的决心：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
八、异国他乡遭驱逐（1）
朱德一边学习，一边在留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
1923年5月，朱德从柏林迁居到哥廷根。
朱德和孙炳文受到哥廷根中国留德学生会的欢迎。
留德学生会的会长魏嗣銮与朱德、孙炳文是同乡，所以格外亲切、热情。
以后，朱德就在魏嗣銮的帮助下，继续学习德文。
朱德住在哥廷根文德路88号。
房子的主人是一位男爵，也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将军。
朱德为了深入了解世界近代战争，买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请那位男爵为他辅导，并请他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战例，研究其战略战术。
朱德在文德路男爵家里住了5个月，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潜心研究了世界近代战争的历史和战法。
中共旅德支部哥廷根小组每星期三召开一次会议，进行学习和讨论。
这是朱德在哥廷根的一项主要活动。
这时，小组的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太朴等，后来，又增加了邢西萍（徐水）、阚尊民（刘鼎）。
他们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史观》，以及《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作为必读书。
此外，还学习《向导》、《国际通讯》上刊登的有关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文章，一起探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问题。
1924年3月，朱德进入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专业。
在留学生中，朱德年龄最大，待人诚恳，学习刻苦，受到大家敬重。
不久，他当选为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的负责人。
当时，党组织的活动主要在留学生中，重点是团结中国留学生，进行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宣传。
朱德于1924年12月下旬，在哥廷根市政局办了移居手续，乘火车返抵柏林。
年初，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执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不久，柏林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朱德被中共旅德支部派往国民党驻德支部工作。
当时，他还没有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后来，他当选为国民党驻德支部的执行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工作，主要仍在留学生中活动。
国民党改组后，党内的右派极力反对国共合作。
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也影响到留德的学生，学生会中分成了两派，常常展开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动起武来。
这时，朱德主持创办了刊物《明星》，向留学生宣传新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的政策，争取中间立场的学生，同右派势力做斗争。
不久，爆发了争夺留学生总会事件。
中国留德学生总会设在柏林市中心繁华的康德大街122号。
这是一座有阁楼的二层小楼，楼内有七八间明亮宽敞的房间。
共产党和左派学生经常在这里活动，来往柏林的一些同志也常在这里暂住。
一时间，这里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一个活动中心。
但是，因为是留学生总会，各派学生都有钥匙，可以自由出入。
这时，右派学生另立门户，打出了“青年党”的旗帜，妄想独占此楼。
一天，来了几个右派学生，把大门的锁换了，并宣布占领了留学生总会，刷出一张布告，声称“此楼过去被###霸占，现在要收回失地”等等。
面对这种无理挑衅，左派学生毫不示弱，用斧头劈开门锁，重新装了一把新锁，也贴出一张布告，严正申明：“留学生总会受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驻德支部领导，留学生都有权使用。
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独占。”
右派学生眼看着夺到手的小楼又丢了，并不死心，策划用武力抢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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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异国他乡遭驱逐（2）
这天朱德、孙炳文、刘鼎等几个人，正在楼里整理刚刚编印好的《明星》。
突然间，从大门涌进一群右派学生，个个挽着袖子，攥着拳头，瞪着双眼，摆出一副动武的架势。
领头的一个冲着朱德叫嚷道要收复失地，限8小时内滚出去，否则就不客气了。
边嚷边在朱德面前挥舞着拳头。
刘鼎看他们人多势众，担心真要动起手来，朱德吃亏，便问孙炳文是否去报警。
还没等孙炳文回答，朱德飞起一脚，挑起身边的一把椅子，趁椅子还未落地时，抓在手里甩在地上。
“咔嚓”一声，椅子散了架。
朱德顺手拣起两根椅子腿，立在墙根，冲着右派学生喝道：“你们这些不要脸的东西，还奢谈‘恢复失地’，……在自己同胞面前逞威风，充好汉，可耻！滚出去，立即给我滚出去，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
朱德的确被激怒了，平时对同胞、对同学、对朋友宽厚、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