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党统治区，于是，他选择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部担任这一伟大的历史重任。
1947年6月30日深夜，刘、邓率4个主力纵队共12万人，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从8个渡口，150公里的地段强渡黄河。这种情景虽然和两年后邓小平等领导的渡江战役规模比之为小，但气势也是“很了不起的”。顷刻间，国民党赖以防守的“黄河战略”即告破碎。蒋介石急忙赶到黄河南岸郑州，调兵遣将，企图迫使刘、邓十几万人马背黄河作战。而刘伯承说：“此时不打，更待何时？”邓小平则借古喻今：“我们绝不去学韩信。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我们只能有一种选择。为着人民利益，我们要生存下去，让敌人去跳黄河！”于是，刘、邓指挥部队适时发起了鲁西南战役。
鲁西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之战。虽然国民党军调集了10个整编师、25个半旅，18万余人，又出动战斗机、轰炸机1500余架次，但我军以15个旅兵力，经过28天的连续作战，歼敌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6万余人，迫使敌人先后从西北、山东、中原等地调集7个整编师、17个半旅驰援鲁西南。从而有力地配合西北和山东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
据说，美军顾问组魏德迈将军离华前曾对蒋介石说：我看到###攻破了足抵“四十万大军”的东方“马其诺防线”。他们连续28天的战斗，消灭了“国军”9个半旅。说他们“西窜”，实际他们在南进，说他们“失踪”，实际他们在反攻！这可以说是为刘邓大军做的“总结”吧。
邓小平生前，虽然没有像刘伯承那样专门撰文回顾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岁月，但却多次谈到大别山。可见印象之深，他说：
“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持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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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2）
运筹帷幄，语出《史记·高祖本纪》：“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古语指统兵将帅在军帐内对军略作全面策划，现泛指策划机要。1947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作出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决策并付诸实施，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及刘、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惊人胆识，显示出他们高超的军事谋略与娴熟的军事指挥艺术。
审时度势，经略中原的战略计划，早在1947年5月，就开始在党中央、毛泽东与刘伯承、邓小平及陈毅、粟裕、陈赓之间酝酿了。
刘伯承、邓小平清楚地记得：5月8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发给自己的指示电中就提出：为击破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之敌，刘、邓率部于6月10日前抢渡黄河，第一步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同时，为在中原地区“长期立脚”，全军应作充分政治动员，“使每个人明白政治任务，提倡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及作干部、经费等项的充分准备。陈、粟所部准备于6月10日以后配合刘、邓部大举出击。7月19日的指示电中则决定：将陈赓、谢富治等纵队使用方向由北上援陕改为渡河南进。从战略上协同西北野战军击破重点进攻陕北之敌，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这时，坚守大别山区革命斗争的地方武装派出干部来到鲁西南介绍大别山地区各种情况，对此，刘、邓极为重视，专门致电中央军委转报上述情况介绍。一位老同志的日记中记载：“7月7日，郑家庄。邓政委说：楚毅同志从大别山来，你同陈鹤桥找他谈谈。因时间紧，一时陈未到，我先谈起来。”
刘、邓还清楚地记得：6月30日，刘、邓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取得成功，随即发起鲁西南战役。未结束时，军委指示电又到了。指明：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歼灭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流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几天后，两点之敌被歼。刘、邓遂依据军委指示电第一种情况，根据山东之敌不西进及自己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惫，亟需补给等情况，准备全军休整半个月，然后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的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但是，当时敌情很严重，特别是党中央、毛泽东率小部兵力转战陕北，处境更为艰险。所以，军委和毛泽东于7月29日电告刘、邓等：“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第二天，刘、邓收到这封标明“4A”万分火急字数较多的绝密电文，心里十分焦急。他们联想到党中央7月23日电报中提出的方针，认为“确好”。经连日的“再三考虑”，“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刘、邓当即致电军委，提出：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准备无后方作战。这样就初步定下提前直出大别山的决心。40多年后，邓小平还清楚地回忆道：“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他在向子女讲述这一情况时，还重复说：“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一向不大外露感情的邓小平，说这话时声音都略带哽咽了。
一位老同志的日记留下了决策南征时有趣的细节：“7月24日，唐官屯。在一家地主院内的石榴树旁，刘、邓围着一张地图，时坐，时立，后信步村外，站在村西向南看，向东望，向西看，好似不知道地球向哪里转（一）样？”“7月26日，由唐官屯移赵家楼。就在这个村子天天同中央军委毛主席通报，直到30日才决心直出大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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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3）
7月30日，山东郓城以南赵家楼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刘伯承、邓小平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此时，军委7月30日指示电也到了。电报指出：如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决心不要后方，要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最好每连能发一份鄂豫皖三省地图，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确定征粮征税办法，方能解决大军给养，等等。同时，亦应使陈、谢建立此种决心。会议进行得很热烈。李达参谋长用木棍指点敌情标图介绍目前军情。刘伯承司令员拿着放大镜凝视着地图，邓小平政委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将讨论引向深入，刘、邓两个人还不时相互交谈着。
8月1日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是刘、邓定下直趋大别山具体行动部署的日子。这一天，刘伯承传达了军委7月23日指示电后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随后又作了具体行动部署。邓小平接着谈到了毛泽东对这一战略举措估计的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邓小平要求大家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我军必须勇往直前，不向后看，坚决勇敢地完成这一光辉而艰巨的战略任务。会后，各纵队主要首长急忙赶回驻地，召###议，传达野战军会议精神及刘、邓首长指示。紧接着，各纵队又召开师团主要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各部队的任务，准备在8月中旬大举出击。
但是，军情紧急，水情严重，由于连日暴雨倾盆，黄河水位猛涨，尤其是蒋介石企图重演炸黄河大堤，水淹我军的旧剧。值此险象环生之时，刘伯承用“忧心如焚”四个字表述自己焦灼心情。而邓小平也感到这时是自己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刻。“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8月6日是令在刘、邓身边工作的同志难忘之日，是刘、邓最后定下提前南进大别山决心之日。这一天早饭后，刘、邓等野战军首长，在作战室召集司令部有关处、科的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部队战略性动作。情报处汇报敌情，作战处报告了几天来部队休整情况，并提出黄河水位猛涨对我军威胁性增大，建议早下决心。对此，邓小平非常重视，当即明确指示：对于黄河水位变化情况必须随时掌握，及时报告、通报。
会议气氛紧张热烈，与会人员神情镇静，发言踊跃。许多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有人主张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然后视情况而定。不过，大家都仔细观察着刘、邓首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急切地盼望他们速下决心、决策。刘、邓看着大家讨论情况，简短交谈之后宣布暂时休会，让大家进一步准备意见，午饭之后，刘伯承来到作战室，当听说邓小平到三纵、六纵找陈锡联等谈话，并顺便看黄河水位上涨情况时，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便又像上午那样仔细地察看地图，询问各方面情况。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伯承审时度势，已成竹在胸，立即派人通知邓小平等再次前来会商，之后，刘伯承在作战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