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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6）
“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邓小平最后以有力的手势，结束了报告，指战员们报以热烈掌声。一位记者抓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这珍贵的历史瞬间。
9月，刘邓大军在商城、光山两县连打三仗，将国民党南线机动兵力吸引到大别山北麓，鉴于敌军的分进合击，实行包围，10月，刘、邓以两个旅伪装主力留在北麓与敌周旋，以主力7个旅趁机前出鄂东，在敌情严重，供给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发起张家店、高山铺战斗，开辟大别山根据地。
刘、邓率部在大别山区的英勇行动，不仅使武汉三镇一日数惊，江西九江也受到威胁。国民党统帅部判断，刘、邓部“有向九江渡江进攻之势，斩断长江，重建早前的赤区。”遂设立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主任的“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指挥部队沿江守备，以巩固江防，后侦知二野无此企图，乃是一场虚惊”。但是，敌军为巩固平汉路，确保长江大动脉，仍集中33个旅的优势兵力，以肃清我军为目的，于11月27日开始对大别山展开全面围攻。
一时间，大别山区上空战云翻滚，“清剿”与反“清剿”大战一触即发。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和身临前线的刘、邓敏锐地意识到：大别山根据地能否建立、巩固，关系极大。于是，刘、邓决定分兵！邓小平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指挥三个纵队并结合军区武装，在大别山区内线进行小规模战斗和游击战争，继续有力地牵制敌军；刘伯承率中原局、野战军后方机关并指挥第一、第十、第十二纵队，分别向淮西、桐柏、江汉地区展开，扩建根据地，并配合陈、粟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在外线歼敌。刘在淮西指挥全局。
刘、邓曾为谁率部坚守大别山有过争论。显而易见，在敌重兵围攻，地形、供给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留守大别山是一副重担，可谓是重中之重。所以，两个人都坚持自己留下，结果，还是被邓小平抢在手中。于是，1947年12月10日深夜，刘、邓两人暂时分开了。邓小平关切地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态度坚决：“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邓小平曾这样向中央军委陈述：我及先念率指挥所在淮河以北，并指挥各纵。李先念是11月27日与刘、邓会师的，他生长在大别山区并在此领导过革命斗争。杨国宇曾高兴地说：“李先念对大别山情况最熟悉，我们可以不要地图了。”分兵时，李达参谋长神情严肃地告诉有关人员：“刘、邓分开行动，要保密！保密！”很显然，李先念、李达是辅助邓小平领导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得力助手。
“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
部队初进大别山，地形不熟，语言不通，缺乏山地作战经验，并且无后勤供给。当地匪特造谣惑众，说什么：“刘伯承一个眼睛，现在两个都瞎了，不能指挥我们，要失败”；“刘、邓要回四川，我们来送，将来怎么回北方”；“刘、邓在冀鲁豫未来，用电台指挥”等等。上述情况使部分指战员对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出现了信心不足的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的现象。9月27日至29日，刘、邓在光山县砖桥乡文氏祠连续3天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史称“王大湾会议”。又被风趣地称为“安卵子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分析了全国形势后说：“党中央对我们这次行动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现在，我们不但保存和进一步巩固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地域，而且把战争引向蒋管区，迫使蒋介石把战线由黄河移到长江。同志们可以看到，中央这步棋下得多么英明，多么有远见。”他话题一转：“可是，我们有些人只看到自己的艰苦，而看不到全战场的新变化……”随后，刘伯承作了长篇讲话，他号召干部要“挺起腰杆站队”。至今，有位当年给会议送水、洗衣服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会议情况，开会时，首长们都蹲坐在地上，邓小平讲话时挥着手，很激动。会议开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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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7）
关于“王大湾会议”的地点问题，有人在当地党史部门听到这样说法，实际上，光山县并没有王大湾这个地名，文氏祠所在地方并非叫王大湾。当时言称王大湾开会，是为使会议在极端保密情况下顺利召开所采取的一种方式。这次会议使大家明确了坚持大别山斗争和全国战局的密切关系。坚定了克服困难的决心。从而成为坚持大别山艰苦斗争的一个转折。后来，邓小平讲：“特别在困难的时候，尤应鼓励部队坚决作战，把敌人士气压下去，才能巩固自己的士气。大别山九月就有这个经验。”很快，主力部队在大别山南麓就取得了高山铺等战斗的胜利。
不久，在主力逐步北移过程，部队中又出现了急于求战的急躁情绪。“总想打个歼灭战”。邓小平回忆：“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在他看来，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否实现党中央、毛泽东战略决策：付出代价站稳脚，站得住就是胜利。“一切为了站稳脚跟”。这样，刘邓大军前抵长江，扩大了解放区，面对武汉等敌重兵盘踞的大城市，威胁国民党统治，“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一位老同志在当年日记中这样记下了邓小平：“8月30日。邓政委报告：我们已经到了大别山；9月12日、13日。黄家湾，首长们住下后，出外散散步，他们一边走，又好似一边在想，部队到一个新地方，地形不熟，敌情不明，担心吃亏。邓政委老看着那几匹骡子，是否又要叫我们减少呢？10月21日。由洗马畈起身，爬三角尖，马不好骑，刘司令员用竹竿做手杖，一步一步向上走，邓政委不用手杖，抓着小树直向前冲。……刘、邓很喜欢向这些老和尚问东问西；11月10日。开会，邓政委先作报告，后刘司令员作报告；11月27日。今日特别高兴的和值得记载的是刘伯承、邓小平与李先念会师了；12月10日李达参谋长找我说：今天按前天分的走。保密。我同邓政委、李副司令员向南，刘司令员向北，怎么走，刘司令员知道；12月11日。到苏家河西北之崔家坂。从此心照不宣，按名单有计划地分开。”
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1）
1939年8月，邓小平、卓琳在延安结婚，成为革命伴侣。这是回到太行山的邓小平和卓琳。
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
就是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的谈话
邓小平、李先念、李达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的两个多月，是刘邓大军“反攻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在险象环生的情况下，辗转于大别山北麓的丘陵地带。特别是第六纵队担负的任务最多，来回穿梭。一会由西向东，一会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迷惑敌人。
据一位老同志的《前指纪事》记载：1947年12月11日，邓率前指在湖北省黄安（现红安）县；16日到河南省新县；22日东进到商城县；24日东进到安徽省金寨县；26日返回商城，连续3天北上，30日又东进至金寨县，6天后又返回商城，第二天又继续西进。正如邓小平以中原局名义发出的指示电所言：“好击必击，不好击就游。游，必采取以迂为直的行动，不可老走一路，不可老驻一地。”
令人感慨的是：率部与敌人日夜周旋的邓小平，自己虽然时刻处于艰难危险之中，却时刻惦念着转战陕北，吸引胡宗南重兵的党中央和毛泽东。有一次，他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已有3天没有得到陕北方面的消息了，今天收到党中央发来的电报，说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安然无恙，所以喝一杯庆贺酒。
邓小平不仅着眼于全国战局，还关切着友邻部队。当粟裕等得知大别山区斗争十分艰难，要支援大别山，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时，邓小平于12月22日提出：大别山局势虽然严峻，但我们已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豫陕鄂和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
而他告诉自己所属的指挥员：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调动敌人回援根本重地，是个关系全局的战略行动。我们多背一些敌人，宁愿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也要拖住敌人几十个旅于自己周围，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能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这对全局有利。1948年2月9日，他还致电党中央、毛泽东表示：为继续拖住大批敌人，更有力地配合粟裕的机动，大别山区的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圈子”。
胸怀全局，勇挑重担可以说是邓小平一贯思想和精神。鲁西南战役结束不久，刘、邓不顾未及休整，敌情严重等巨大困难，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