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看着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说，邓小平主持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随后，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人的名字，称他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
邓小平内心很清楚，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是想通过打击邓、毛、谢、古，来进一步打击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
3月底，临时中央负责人亲自主持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还通过了决议。会后，邓小平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4、5月期间，坚持“左”倾错误路线的临时中央负责人，继续组织对邓、毛、谢、古四个人的斗争。但是，邓小平没有在错误路线面前妥协，他“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第一次“检查”送上去了，坚持“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所以，必须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的派别观念甚至派别活动的全部”。
第二次“检查”又送上去了，仍然不能使几个领导人满意。在由这些领导人主持的中共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地撤销他们的职务，还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进一步“揭发”自己的错误，“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对此，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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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说我是毛派（3）
这时，邓小平担任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被下派到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当巡视员。到乐安工作未满10天，又责令他回到省委，据说原因是因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
有一次，他被叫到一间屋子里，有人拍打着桌子，大声地对邓小平喊叫：“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是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有承认，现令你向党写第四份申明书，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强压住心中的闷火，他站起身来，坚定地表示：“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用党性来保证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此后，隔几天他都被逼问一次，但对方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但是，他始终没有向“左”倾错误路线屈服。在逆境中他还是保持着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还是抱着乐观主义态度。在王稼祥、贺昌等人的帮助下，他顽强地一步步走出第一次政治磨难的阴影。随后，他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又担任了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参加了长征。
毛泽东于1934年夏天在自己经常途经和居住的会昌写了一首著名的词《清平乐·会昌》，其中有“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词句，毛泽东自己讲，这是在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境郁闷的境况下写的。同样，会昌给邓小平的印象也是极为深刻的。在此地，他曾因坚持正确主张而受到了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错误打击。这件事，连毛泽东到晚年还记忆犹新。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写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如果说毛泽东第一次在武汉见到邓小平还没有很深了解的话，这时的“邓、毛、谢、古”事件一定给他以相当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他开始有了发言权时，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坚持正确路线所谓“毛派”的头子。在他的影响下，邓小平真正渡过了政治难关。先是出任中央秘书长，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尔后又被派到红一军团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6年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37年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初出任由中国工农红军精锐组成的三个主力师之一的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经历了突如其来的第一次打击之后，迅速上升到我们党的军队的重要岗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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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副统帅”（1）
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副统帅”
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的两次谈话
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的谈话
邓小平的第二次“落”是在1966年，这一年他62岁。表面原因是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一样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而在行动上表现为和刘少奇等迅速派出工作组制止北京混乱直至部分地区###的局势。
1966年5月是个不寻常的月份。全国各地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古老的北京，更显得黑云压城城欲摧。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分别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根据林彪指控，诬陷他们4人为“反党集团”，停止、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会议期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认为，已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必须批判、清洗这些人。林彪则于5月18日作了杀气腾腾、大讲政变历史的“五一八”讲话。会议决定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姚文元等为成员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实权相当大，实际上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成员虽几经变动，但它却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指挥部。谁也没有料到，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就这样开始了。
面对危机四伏的紧张局势，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邓小平心急如焚，他们去杭州当面请示毛泽东之后，回到北京及时派出工作组稳定混乱局势。陈伯达等从中阻挠，邓小平坚决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然而，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听了江青等人诬告，指责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只好违心地作检讨。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文字不长却多处修改的大字报，炮打气势磅礴，好恶态度鲜明。它从6月初以来发生的事情谈起：
……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虽然未指出姓名，但指控的问题严重得足以置人以绝境。
同年10月，金秋季节的北京已是秋高气爽，然而，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气温却居高不下。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气恼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然后，语调一转，不无幽默地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工作关系上的疏远，思想认识上的隔膜，表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见解上。
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司令部。”随后又添加了一些违心之语。
毛泽东双眉舒展，他对邓小平的检讨表示满意，提议邓在“补过自新”之后，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几天后，他批评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好”，提出要“允许刘、邓革命”。
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副统帅”（2）
可是，林彪一伙却不依不饶，企图置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是刘、邓发起的。”曾是邓小平老部下的谢富治也在会上居心叵测地说：“邓小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30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过去做了许多工作）。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更是惟恐落后。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不断升级。
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
1966年11月12日，在首都各界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邓小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