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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劳动观念很强。1970年3月的一天，从山西插队的农村来江西探望父母的小儿子邓质方，要返回山西，邓小平夫妇完全可以不去工厂劳动，再同儿子叙叙亲情，帮儿子整理一下行装。但是，邓小平很平静地表示：“去吧！小飞那里有什么需要安置的？我们还得去劳动嘛！”
来到车间，邓小平像往常一样站在工作台前，双手紧握锉刀，来回地锉着。不一会儿，他突然额头上冒了大粒汗珠，眼前直冒金花，头脑中感到天旋地转，他一下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在车间另一角落里干活的卓琳闻讯赶来，大家七手八脚地将邓小平搀扶到椅子上坐下。一个工人早已跑到工厂大门口传达室，告诉在那里的监管人。听说邓小平晕倒在车间，监管人也顿时紧张起来，忙问怎么回事。随即他跑到修理车间，看见坐在椅子上的邓小平面色苍白，双目失神，便忙问卓琳：“老邓这是怎么啦？老邓平时有什么病没有？”
听到问话，卓琳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她说：“平时倒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有过低血糖病。”
这时，工厂领导罗朋恰巧有事外出，大家围在邓小平身边一时束手无措。还是卓琳有经验。她用手摸摸邓小平的头，看看他的眼睛，告诉监管人，“给他冲点白糖水喝就会好一些。”在电工班和卓琳一起干活关系很好的青年女工程红杏忙跑回家中，端来冲得很浓的白糖水。喝过白糖水，邓小平渐渐地清醒起来，脸色也略为好些。随后，陶端缙驾驶拖拉机把邓小平送回了将军楼。笔者1995年5月到该厂，还看到这辆拖拉机放在那里。
工人们还看到，邓小平身上，保留着劳动人民勤俭节约的好传统。1970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邓小平夫妇到江西后的第一个端午节。这一天，和卓琳在一个电工组的青年女工程红杏，拿着在街上买的糯米和粽叶来到将军楼，帮助卓琳包粽子。
这时，邓小平从菜地里忙走了进来，微笑着和程红杏打招呼。程红杏想起来，自己刚才看见邓小平正在菜地里种着菜，感到很惊奇：这样大的干部，自己还会种菜呀！
过了一会儿，正在做饭的邓小平继母正准备把一碗变了味的菜汤倒掉，程红杏也凑过去，用鼻子闻了闻，也觉得变了味，说不要吃了。没想到，邓小平闻后笑着说：“煮开后，还能吃。”这件小事使程红杏很受触动，一直铭记在心。不久，“老头真节约，连一碗馊了的菜汤都不肯倒掉”的佳话，就在工人们中间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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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副统帅”（5）
有一次，邓小平用的面盆底部漏了个小眼，就用小棉球堵起来用，后来小眼变大了，邓小平就拿到车间去，请工人给焊一下。工人们把脸盆焊好后，又点了点漆，陶端缙亲自给送来。看到陶端缙来送修好的脸盆，邓小平忙招呼他在客厅的大沙发上坐下，两人聊了起来。
话题转到了工资上。陶端缙说：“我们虽然工龄不短了，但工资十分低，孩子又多，生活十分困难。”
实际上，当时有关部门已停发邓小平夫妇的工资，只发给生活费。但邓小平不为所动，好像没有发生停发工资的事一样。对眼前这位老工人的叙述，他却格外关注。他心情沉重地说：“这个事我知道，你们这一类工人都有家，有好几个孩子，工资很低，我都知道的。”
陶端缙看得出来，邓家生活也不宽裕，他们不仅自己种菜、养鸡，连碗变味的菜汤也舍不得扔，脸盆坏了还修理了再用。于是，他问：
“你每个月吃多少米，够不够吃？”
“够了，我每月吃粮26斤，多吃一点蔬菜。什么蔬菜我都喜欢多吃一点。”“你生活上还需要什么？”
邓小平坦率地说：“我喜欢喝点米酒，有时自己也做点。”看到对方对自己会酿酒感到奇怪，他笑了笑又接着说：“其实，做米酒很简单，也很容易做。先煮糯米饭，加点酒药，放点白糖，再用罐子装起来密封好，过几天就可以吃了。我现在喝的米酒都是我自己做的。”
陶端缙告诉邓小平：“那好哇，酒药、糯米，我那里都很容易搞到，你要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就行。”邓小平笑着说：“行呀，可以，可以。”……
1977年7月，邓小平夫妇当年劳动过的工厂收到邓家从北京发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这封信，表达了邓小平一家对工人们的深情厚谊：“我们在你们厂的三年劳动、学习中，与广大工人和干部结下了深厚友谊，工人和干部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使我们感动难忘。”
邓小平曾这样对别人讲：我这里生活是很单调的。娃娃们不在身边，真有点想他们。在子女心目中，邓小平是慈父。
邓小平夫妇在将军楼中住下后不久，就提出能否让在陕西插队的小女儿邓榕先来南昌和家人见面，因为她不知道三位老人南来江西，结果杳无音信。后来又提出让大女儿邓林前来，答复是子女可以前来，但江西省革委会不出证明联系，很明显，这是一种不赞成。卓琳难过，邓小平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默默无语。
有一次，邓小平和监管人交谈时，不无惆怅地说：“我这里生活是很单调的，想写信给中央，能否让两个小孩靠近我们。现在看来不行就算了，娃娃们不在身边，真有点想他们。”
看着对方年轻的脸庞，邓小平深深吸了一大口烟，面带苦涩地微笑说：“你年纪还轻，还没到年龄，到了我们这么大岁数了会有这种感觉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1970年春节前夕，小女儿由陕西来到南昌，这真是喜从天降！小女儿聪明活泼，性格开朗，喜爱唱歌。来那天，一走近将军楼，老远就跑着叫爹爹、妈妈，当她一下子扑到邓小平怀抱里时，一向不善于感情流露的邓小平双眼迸放着慈爱、喜悦的光芒，父女久别重逢的这番情景感人至深。
1971年冬天，邓小平夫妇为二女儿举办了十分简朴的婚礼。那一天，将军楼内外笑声不断，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喜庆气氛。看着子女们在困境中得到锻炼，如此豁达、乐观，而且长大成人了，邓小平脸上绽开了笑容。
二女儿怀孕临产时，她准备在父母身边生养，并希望婆婆同往。婆婆心想，我一个乡下老太婆，亲家毕竟是当过“大官”的，去那能合适吗？经再三动员，才前往南昌市。
没想到，刚一见到邓小平时，拘束感就消失了不少。邓小平很和气地对她说：“我们是革命家庭，没有什么规矩，你随便些，想吃什么就请随便做好了。”
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孩儿。有一天，邓小平坐在将军楼门前，怀抱着小外孙女合影。小家伙的眼睛怎么也不看前方。邓小平一边用手逗着，一边嘴里叨念着。无奈，小外孙女就是不往前看，“咔嚓”一声，照相机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邓小平穿着棉衣，头戴圆帽，怀抱小外孙女，看到隔代孩子的出生，他心里涌起难得的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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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副统帅”（6）
邓质方，小儿子，读中学时，小儿子就爱好搞无线电，头脑很聪明。“文化大革命”初期，到山西插队。1970年，他也前来南昌探望年迈的父母。小儿子的到来，使邓小平夫妇心里感到十分喜悦。当天晚上，父子俩畅谈到深夜。从社会讲到家庭，从学习讲到生活，带来了许多外界新闻，邓小平听了感到很是忧虑。他已经看到，“文化大革命”发展越来越偏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连“伟大舵手”毛泽东本人也难以驾驭了。
最令邓小平惦念的是大儿子。他们知道，这个出生在太行山区，由老战友刘伯承起名“朴方”的儿子，从小学业就很好，“文化大革命”前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受“第二号走资派”问题的株连，受迫害致残。更使两位老人牵肠挂肚的是：邓朴方住院治疗期间，身边却没有任何家人护理。后来从亲属来信中得知，邓朴方已被撵出医院，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当时，他身体已十分衰弱，胸以下肢体瘫痪，时常发高烧。儿子的不幸遭遇，令两位老人十分悲痛，他们的心几乎都被揉碎了。
恰巧这时中办和江西省革委会在商量怎样护理邓朴方的问题。邓小平及时致信党中央，表明要把大儿子接来自己照顾的愿望，获准后，邓朴方得以前来南昌。妹妹跳跃着扑到父母怀中，不同的是，邓朴方是坐着手摇车来到父母跟前的。
晚上，邓小平夫妇帮助儿子洗澡。邓小平手拿热毛巾一遍又一遍地擦抚儿子的肌肤，还仔细地询问着病情。儿子双手扬着，一边比划一边告诉父母：“从胸口往下，都不是我的了，我成了半截啦。”听到这些话，两位老人难过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夏天的南昌非常炎热邓朴方每天都需要洗澡、翻身。这些沉重的护理工作，便由邓小平主动承担下来。他先把洗澡水烧好，再组织全家人帮忙，把很胖的邓朴方抬进洗澡间。在热腾腾的蒸汽中，他一丝不苟地给儿子擦胸搓背，还得耐心地听从儿子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指挥。
邓朴方平稳地坐着，面对父母及家人平静地讲述着自己欲见亲人的痛苦往事：“一天清晨，我起床后吃力地挪动着瘫痪的身躯，坐进手摇车时，没跟任何人讲，就一个人悄悄地摇出了救济院。我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住，还想到中南海去找你们。我用力地摇着手摇车，和太阳比赛，沿着柏油马路，直向北京城。凭着双手力量，我摇了几十里路，终于来到中南海西门。坐在车里，我在西门外的马路旁，静静地向中南海里望着，一望就是几个小时。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