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终于来到中南海西门。坐在车里，我在西门外的马路旁，静静地向中南海里望着，一望就是几个小时。我想，也许能望见父母，或者望见那些从小就熟悉的伯伯、叔叔们，总之，我是多么想见到亲人啊！”
邓朴方的话，深深地打动着邓小平夫妇的心。为了不使邓朴方在家中寂寞，邓小平经常考虑怎样给他找点事做，丰富他的生活内容，在精神上给他以安慰。
有一次，邓小平在车间里主动问陶端缙：“厂里有没有修理电机方面的事情可干？”回答说没有。邓小平又问：“有没有无线电技术的或者收音机修理方面的事情可干？”陶端缙想遍了厂里的种种工作，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事可做。邓小平告诉陶端缙：儿子邓朴方在家里闲着，能给他找点这方面的活儿干就好了。他得知厂里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活儿，仍抱着一线希望，第三次询问陶端缙：“你家里有没有收音机呀？让孩子修理一下也好，这也使他不至于整天躺在床上闷得慌。”看到对方因生活拮据，没有收音机，当然也无法拿来修理时，邓小平理解地点了点头，便不再提这件事了。为儿子的一点小事开口求人，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不多的。
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1）
“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还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 1982年11月邓小平在井冈山参观时的谈话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的谈话
在一些执行“左”倾路线很卖气力的人眼中，与邓小平很难交谈。有这样一次别开生面的思想汇报。
邓小平夫妇来江西一个月后，监管人奉命要邓小平写出劳动和学习心得，实际上是想了解其“思想动向”，看其“认识错误”的态度。结果，邓小平十分不快，只说了一句“我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的话，就转身走开了。后来，监管人改变态度征求邓小平对其工作的意见时，邓小平平心静气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这次“思想汇报”倒成了邓小平对监管人的思想教育。以后，上级又再三催促：他们来劳动一年多了，让他们总结总结嘛，你给他们宣传宣传。于是，监管人用纸写下了两段毛主席语录，放在邓小平的饭桌上。
邓小平当然理解此举的含义，但他并未理会，还是平静地吃饭。不几天，上级催促紧了，监管人又继续送来类似的两条语录放在桌子上，邓小平仍旧熟视无睹，没有愠怒，没有惊异，和往常一样，大口地吃着饭。
还有一次是十多分钟的尴尬会面。1970年5月，江西省执行林彪意图颇为卖力的一号人物×××来到将军楼，他自命不凡，开口就问：“你来江西劳动七八个月，觉得怎么样，有什么体会？”
对方傲慢无礼的态度，使邓小平心中充满不悦，他不动声色地回答：“我昨天给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给毛主席，我的全部情况都在信里讲得很清楚了。”
不卑不亢，不软不硬，一句话就顶了回来。这位人物暗自掂量了一下，知道自己远不是邓小平的对手。于是，他改换话题，讲起自己1967年以来主持江西工作的情况，介绍江西省三年来的“大好形势”，以及对今后“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乐观态度。他喋喋不休地讲着，看邓小平也不反对也不附和，没有表态，只是端坐在沙发上，两眼直视前方。心中很不是滋味，又转换话题聊家常：“你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吗？我可以帮助解决，你尽管讲好了。”
邓小平依旧是神态安然，语气如常：“我的意见在昨天的信里已经通过中办主任汪东兴向毛主席汇报了。”说完，只管凝思养神，不再理这位不速之客。
这个人物明白，再坐下去是自讨没趣，不如尽早离开。于是，他很尴尬地说：“我们走吧。”从上楼到下楼，总共不过十来分钟。
这次会面，邓小平虽然没说什么话，但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记忆。1972年11月他在听取江西省某县汇报时说：“两年前有人给我讲过江西形势如何大好，我看完全是吹牛的。”
此后，这个人物又到将军楼来过两次，不过，他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来时态度不再傲慢，谈话内容也只限谈家常而不谈政治了。
古语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林彪一伙的倒行逆施既严重破坏了我们党、国家、人民的事业，也加速了自己灭亡。邓小平第二次“起”的机遇出现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篡党夺权阴谋败露，仓皇叛逃以后，拖拉机修造厂也于11月初向全厂职工传达了中央通知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材料。邓小平夫妇以普通职工身份听了传达。文件传达了两个半小时，邓小平表情平静，镇定自若，始终没离开座位，也没和别人交谈。根据工厂安排，他听了一会儿工人们的分组讨论，就带着文件回到将军楼。
邓小平子女们急于知道父母所听的文件内容，因监管人在场，卓琳便把女儿拉到厨房，用手指在她手心写下“林彪死了”四个字。待全家聚在一起听卓琳讲述文件内容时，邓小平也显得很兴奋，但是他只说了八个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一句话，道出了邓小平对林彪集团祸国殃民罪行的深恶痛绝。这天晚上，邓小平全家十分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扑克，直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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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2）
随后，邓小平用一个下午两个晚上的时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信写完后经监管人转给江西省革委会，再转毛泽东、党中央。
毛泽东看到这封长信如何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联想起了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功绩。一个多月后，他突然决定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肯定了陈毅的历史功绩。并且在同其亲属交谈中提到了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刘邓大军。把邓小平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执意搬掉“刘邓路线”的时候，也未将邓小平真正划到自己的对立面去。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期间，江青等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毛泽东还是明确表示，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指刘少奇等）不同，而拒绝了江青等人的赶尽杀绝。有几种说法，中共九大召开以前，毛泽东曾建议邓小平同陈伯达等人谈谈，邓小平婉言拒绝了；邓小平离开北京去江西前，曾和毛泽东谈过话，毛泽东讲邓小平有事可直接写信给他；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邓小平在干什么；毛泽东曾派身边的同志专程看望过邓小平。以上种种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不过，周恩来作为邓小平亲密的兄长，他的举措是非常巧妙、坚决有力的。现已得知，邓小平他们三位老人之所以由遣放到江西赣州改而到南昌，是由于周恩来出面干预。一年后，周恩来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在林彪一伙兴风作浪、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之时，周恩来竟然不寻常地向身边保健医生说：这里有我的两个熟人，一个是你的同行，“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历史的巧合是：当邓小平在南昌讲“林彪不死，天理不容”之后，周恩来也讲“林彪之死，天造地设”。1972年1月当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讲邓小平的那几句话时，周恩来意识到，这是邓小平复出工作的决定性转机。而且将是解放一批老干部的先声。于是，他示意陈毅亲属将毛泽东的包括对邓小平评价的话传出去。同月下旬，他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指明：林彪这伙人就是想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4月他又亲自审定了《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此时，邓小平家“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中央还批准了邓小平关于让儿子回北京治病的申请。
所有这些来自北京的信息，通过子女们传递过来，邓小平也能深切感受到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的复杂心绪，他也在为复出努力着。8月，邓小平第四次和全厂职工听了林彪、陈伯达历史罪证材料的传达后，心里仍很不平静。他拿过文件认真阅读起来，对重点地方反复琢磨着，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过去觉得林彪很会打仗，虽然不是每仗必胜，但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也许是一个长处。可是，仅我知道的，他在历史上就犯过两个错误，一次是长征途中搞秘密串连，要改换遵义会议后领导军事工作的毛泽东等人。二是抗美援朝时拒绝领兵去朝鲜作战。实际上，他是怕美国，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自我批评的气氛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
邓小平点了支烟，在袅袅升起的烟雾中，继续他的思考：全国解放以后，我从林彪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忌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他说刘伯承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当时我就讲，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对此，林彪很不高兴。
陈伯达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对他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他会写但也忌妒别人能写，从没听他说自己在哪件事上搞错了。他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
邓小平回忆着，思索着，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就林彪、陈伯达的问题再次上书毛泽东和党中央。于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