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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回忆着，思索着，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就林彪、陈伯达的问题再次上书毛泽东和党中央。于是他大步走回房间，摊开纸，行云流水地写起来：
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3）
……如果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尽管人民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但是这要经过多长时间痛苦的历史反复啊！
夜幕已经降临，寂静的小院显得格外冷清，邓小平举头眺望窗外，只见昏黑的夜空越来越多的星星眨亮了眼睛。他低下头，思忖了一下，又飞快地写下去：
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
这时，邓小平又想起了多年来了解自己的毛泽东，想起了林彪、陈伯达要置他于死地时毛泽东坚决保护的态度，国家目前的混乱局面，一种强烈的革命责任感驱使着他，他要用笔下的文字告诉毛泽东：
自己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6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和第一封信一样，这封数千字的长信写完后，通过江西省机要渠道转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邓小平。这一次，毛泽东直接在信上批写了关于邓小平的历史功劳的一段话，并强调：“这些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这预示着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国的政治局势将要出现一个重要转机。
尽管毛泽东出面肯定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但由于各种原因，关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之事却被搁置了4个月。直至同年12月18日已被查出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出面提醒，才又有了进展。1973年2月下旬邓小平奉命回到北京，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下旬，邓小平分别面见了周恩来等，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见到了毛泽东。4月初，邓小平夫妇和周恩来夫妇在玉泉山长谈并共进晚餐。4月12日，他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中。从1966年被“打倒”，邓小平经过了6年多的磨难，首次公开露面，他终于第二次复出了。
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1）
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
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
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要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的谈话
邓小平复出后分管外事工作，他更加谨言慎行。比如，他同江青等人出面接待外宾，插话很少，有时一两个小时会见，只说一两句话。尽管如此，他主管的外事工作，也屡受江青等人的无理干扰。首先是在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会议问题上，江青坚决反对。这是她在邓小平复出后首次向邓小平发难。
1974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部提出的建议：由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其实，这一世人瞩目的决策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外交部的提议无疑是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但是，江青坚持反对，使得这次会议议而未决。第二天，周恩来明确表态：他在外交部送审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政治局委员们传阅。江青看到这个批件非常恼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来提交的报告。
随后，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出席联大会议的人选，结果，除江青一人外，其他委员均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对此，江青大闹政治局，把十分严肃的会议搅得很乱。毛泽东在会后得知江青的表现，十分不满，他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这才使江青收敛了嚣张气焰。
4月6日，周恩来抱病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由于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多数委员也前来送行。机场上彩旗飘扬，数千名群众载歌载舞，热烈欢送。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激起了与会会员国的强烈反应，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与会期间，邓小平会见了许多国家代表团团长。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4月19日，邓小平圆满结束了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使命，率团载誉而归。周恩来再次来到首都机场，政治局委员们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来到机场。机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热烈迎接邓小平。6年以后，邓小平自述：“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
1974年10月，江青一伙在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建议后，借“风庆”轮事件再次向邓小平发难。
本来，国产货轮“风庆”号远航成功，江青一伙异口同声这是“路线问题”，反对崇洋媚外，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人表态。相反，邓小平、周恩来只在文件上圈阅。
不难想象，江青对周、邓的“无动于衷”是怎样恼怒了。在10月17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蓄谋已久的江青一伙借机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首先在发言中把“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随后，江青首先站起来向邓小平质问：“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你要表明态度！”
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2）
面对江青的骄横无理，邓小平忍了又忍。以往遇到这类情形时，他都沉默不语，这倒不是因为邓小平惧怕她，而主要是从维护团结等诸种因素考虑的。这一次，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邓小平双目逼视着对方，面容冷峻，一字一句地说：“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江青对邓小平的义正词严颇感意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没有谁敢以这种口吻对她讲话。于是，她大施淫威，用泼妇式的语言谩骂起邓小平来。
邓小平忍无可忍，站起身来，愤然退场。这时，旁边静观事态的张春桥阴沉着面孔，目送着邓小平离去的背影狠狠地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其他委员们相视无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为得到毛泽东支持，江青一伙经过连夜密谋，派王洪文第二天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遭到严厉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同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但江青一伙又找人向毛泽东反映所谓的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周恩来洞烛其奸，说这是江青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10月20日，毛泽东得知江青继续小题大做、胡作非为，又一次严厉地批评了江青等人。11月12日，他又当面称赞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抵制江青的做法。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随后，他又表示：“最近关于我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一点。”毛泽东笑着说：没办法呢，只好提起来了。
这一年底，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面商四届全国人大各项方案时，又一次地批评了王洪文，并当着他的面高度评价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比你强。”毛泽东关切地告诉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笑了，他明白，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委以重任，他为邓小平顶替自己在第一线主持工作而感到高兴。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经过几番较量，“四人帮”失败了，每次较量结果，他们都遭到毛泽东越来越严厉的批评。相反，他们视为篡党夺权巨大障碍的邓小平每每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并被委以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