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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9月2日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问
尽管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众口皆碑，但“四人帮”又开始加紧了对他的围攻。这一次充当重要角色的是毛泽东的侄子，此时，他的身份是毛泽东的“联络员”。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四人帮”和“联络员”利用各种机会，连续不断地向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毛泽东吹风，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内心非常矛盾：他知道邓小平具有治国安邦的卓越才干，周恩来重病在身，此时更需要倚重邓小平，这是“四人帮”等远不能及的。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难以容忍邓小平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心理的天平难以平衡。于是，他让“联络员”同邓小平等面谈。
对“联络员”前来同自己谈全面整顿“错误”，邓小平委实感到奇怪。因为在前一天他同毛泽东交谈时，问及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方针、政策时，毛泽东还肯定说“对”。怎么一夜之间就变了呢？所以他没有认“错”，结果，“联络员”又添油加醋地向毛泽东告了状。这无疑使毛泽东不快。
但是，毛泽东本意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能够统一认识，来个“三七开”。对邓小平还是希望他“改正”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态度。于是，他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然而，邓小平并没有“悔过”之意，他委婉地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以，由我来写这个决议是不适宜的。”可想而知，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加剧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
紧接着，毛泽东在邓小平转来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给自己的来信上作了批示，并批评道：“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江青一伙利用这一机会煽风点火，挑起“教育革命大辩论”，开始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召开千人大会，公开提出“邓小平是刘冰的总后台，刘冰是邓小平在清华的代理人”。刹那间狂风大作，恶浪滚滚而来。
可是，邓小平“钢铁公司”硬劲未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针对“联络员”对全面整顿工作的诬蔑，义正词严地说：“说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9号文件下发后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铮铮铁骨，铿锵语言，真可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鉴于很难再有效地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于11月中旬写信给毛泽东，表示从即日起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也不宜主持“打招呼”等准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会议。邓小平这种不甘屈服、不作妥协的抗争态度，导致了对他批评的升级。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错误地批评邓小平，并且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又一次地“靠边站”了。
这期间，毛泽东多次在谈话中讲到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走资派”问题、邓小平问题，一直到1976年1月。后来，“联络员”将这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进行整理，于1976年2月，以《毛主席重要指示》为题，作为“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由中央下发通知，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毛泽东这样说：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是阶级斗争嘛。”“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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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2）
很显然，毛泽东上述讲话，是在全力维护“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自认为在晚年做的一件大事，其重要性可以和创建新中国相提并论，所以，他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可以说是他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根本原因。
对邓小平，毛泽东也点了名：“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这些“最高指示”，在当时作用十分巨大，它不仅中断了邓小平组织的“全面整顿”工作，错误地否定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而且也决定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工作的结束。邓小平更加沉默寡言，每当黄昏日落之前，他仍在散步。他一圈一圈地走着，思索着……
1975年的冬天降临得非常突然并且寒气逼人。此时，邓小平的处境更加艰难。
1976年1月8日，是入冬以来人们感到最为寒冷的日子。忐忑不安的人们获知了一个噩耗：“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刹那间，日月失辉，草木含悲，大地哀号。人们相告泣不成声，欲言泪复垂。整个中国在寒风与哀乐中颤抖，偌大世界也因此而震惊。
8日傍晚，邓小平端坐在办公桌前给毛泽东写请示报告。周恩来在上午病逝后，中央政治局很快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为周恩来治丧的问题，商定了请示报告、讣告、治丧委员会名单等问题。
邓小平心情十分沉重，不很长的报告却写得很吃力。对邓小平写来的报告，毛泽东表示同意。
周恩来病逝的消息公布以后，举国哀悼，世界痛惜。兄弟党和不少国家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赶来北京参加丧礼，有的领导人已准备当晚乘专机前来。为此，中央政治局进行讨论，决定由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发布一个正式公告，并决定由邓小平等立即约见准备前来的国家的驻华大使，说明这一情况，请他们国家的代表团不要来京，等毛泽东批准公告后，再由外交部正式通知各国驻华使馆。1月9日下午，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上述情况，并将治丧委员会的正式公告送审。
1月12日，由邓小平宣读的追悼周恩来大会的悼词起草出来了，经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审定，打好清样，送给毛泽东，请其审阅批示。毛泽东圈阅表示同意。
但是，“四人帮”阻挠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在叶剑英的支持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追悼大会。当人们从电视荧光屏和无线电广播中看到和听到邓小平及他的声音时，为他担忧的心情减轻了不少。然而，这也是他第二次被迫离开政坛前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更变本加厉地诬陷、迫害邓小平。他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攻击邓小平，并指使上海、辽宁等地大肆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与此同时，中央又积极筹备召开所谓“批邓打招呼会”。王洪文还准备在会上作长篇报告。报告中恶毒地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叶剑英等人是还乡团的分队长……”姚文元在审发的新华社内参稿件中，公然点名攻击叶剑英。
不久，经过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确定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第一号文件，通知全党。同时停止了邓小平担负的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改为“专管外事”。此后，中央又连续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即“批邓打招呼会”。几天后，“四人帮”又提出邓小平、叶剑英在1975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有错误，“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
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3）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包括首都广大人民群众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至4月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却极力压制群众的革命活动。
4月5日，人民长期蕴藏的怒火如岩浆一样迸发了！没有任何人组织、动员，上百万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自动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沉痛地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对此，“四人帮”一伙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江青诬蔑说：“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最大的“风源”，“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生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天安门上的那些人“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提出要打倒“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代表”、“黑后台”邓小平。不仅如此，“四人帮”还下令残酷地镇压了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
然而，令广大人民群众大惑不解的是，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却作出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更有甚者，“四人帮”大喊大叫坚持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只是由于毛泽东没有同意才作罢。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上述的决议是根据错误判断而作出的错误的决议。
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