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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胜利》的社论，错误地提出：“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刘少奇一起镇压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旦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便旧病复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些显然都是不辨是非的不实之词。
邓小平被“打倒了”。这是他的第三次“沉落”。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关切着蒙受不白之冤的邓小平。民心所向，众声呼唤：邓小平，你在哪里？
有人曾著书说：4月5日清明节这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反驳张春桥的造谣中伤；还有人说邓小平来到天安门广场表示赞同天安门广场广大群众的行动。这里，至少第二种说法不确实，因为在当时那种复杂、紧张的局势下，邓小平怎么能轻易地来到广场呢？
他在后来会见外宾时曾提到，从最后一次被打倒到重新上台，他一直呆在北京，当然，住处是换了几处。首先是在距离天安门广场很近的地方，在此，他被监管了2个多月。后来的地方还有家中、有301医院、西山等。1997年6月2日，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在一封信中，确证了这时邓小平活动情况的史实，她说：关于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曾到广州为许世友保护一事，纯系误传。自1976年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被第三次打倒至1977年复出工作期间，不论处于被软禁的状况或复出前的准备阶段，小平同志均在北京，从未去过外地。因此上述文章中所谓的1976年下半年邓小平到广州，受到许世友保护，在广州的菜市场与群众见面等等，均系原作者之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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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1）
两个“凡是”不对！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是革命行动。
——1977年4月7日邓小平对中央负责的人谈话
坦率地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
——1977年7月邓小平的谈话
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金日成的谈话
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在北京逝世！
被监管的邓小平虽然对毛泽东的严重病情心中有数，但是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毕竟使他感到震惊。他阅读着报纸上登载的讣告，端详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通栏标题下毛泽东在各个革命时期的照片，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尽管人们没有在吊唁活动中看到他的身影，半年多以后，邓小平回忆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
邓小平吸着烟，久久地思索着，实际上，他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至江西时，一直思索着。粉碎“四人帮”前后，他已得出这样的认识：“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从报纸上看到毛泽东的遗容，心里是多么想亲眼看看啊！他感到，无论怎么说，毛泽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泽东，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最伟大的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了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邓小平在悲痛之际，已经把目光放得相当远了。无论从“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宣传内容上，还是从毛泽东逝世前后刊登在报刊上的一些照片上看，“四人帮”已经在磨刀霍霍了。
邓小平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以后，组织上派长期在中南海服务的一位干部去邓家工作。
邓小平仍旧像在江西蒙难时那样散步、思索。据当时身边的一位干部回忆：当那步子陡然一缓，小平同志的头便慢慢、慢慢地仰起来。他开始深呼吸，两眼恢复了沉静，目光又是那种我熟悉的样子——庄严里透出奔放，温和中藏着犀利……于是，我也松了一口气，我明白，他的一些想法已经悄悄酝酿成熟，有朝一日会冒出头来，并且一飞冲天……
邓小平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叶剑英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随后，叶剑英派自己孩子去把邓小平接来，向他转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两位老人见面之时，都十分激动。邓小平叫了一声“老兄”，就紧紧地握住了叶剑英的手，此情此景，令在场的子女们都十分感动。对“四人帮”的垮台，邓小平感到十分高兴，一向不喜形于色的他，情不自禁地提笔给党中央写信，为党和人民的胜利高呼万岁。并欣慰地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随后，邓小平提出要看粉碎“四人帮”的材料。很快地，工作人员将“材料之一”送到邓小平手上。邓小平接过材料时，手里仍夹着烟。他不慌不忙地把材料举在眼前望了一眼，然后朝工作人员一点头，表示谢意。
邓小平开始看文件、材料。他看得很认真，可以说是聚精会神，有时嘴唇还轻轻地蠕动着，那是无声地阅读。他的目光锐利，缓缓扫过字里行间，自上而下地渐渐扫到下边，有时又回跳到上边，将看过的重要部分再重新看一遍，然后再翻页。翻页时，他神情凝重，一丝不苟，仿佛不是在翻文件、看材料，而是在翻动历史长卷，容不得那“历史的一页”留下任何折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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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2）
邓小平终于读完了材料，他把材料放到一边，点燃一支香烟，招呼工作人员坐到自己身边。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略有屏息将烟大口喷出，长长的烟柱一直冲撞到脸下的茶几上又翻卷着向四周弥漫开来：“我看呀，不需要之二、之三了。”他微微笑道：“材料之一就说明问题了。”
在重大问题上，他总是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步履维艰。本来，1976年的10月，取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全国各族人民欢庆胜利之际，不由地渴望着党中央能够及时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一是请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二是为###平反。这种心愿反映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叶剑英提出的两条意见中：一是###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评价，应该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作了书面发言。提出：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此外，聂荣臻、王震等老同志也提出了强烈要求。
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清楚地记得，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更是多次提议，赶快恢复邓小平原来的职务，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甚至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建议让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然而，当时虽然“文化大革命”十年###结束，但中国向何处去，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这道历史课题不可避免地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实践表明，要想正确地解答这道历史难题，首先必须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但是，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却认为，要维护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否定毛泽东生前作出的一切决定和意见。这种错误思想集中地体现在1977年2月7日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两报一刊社论中的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我们后来常说的“两个凡是”方针。按照这个方针，中国就不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困境，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
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却依据“两个凡是”方针提出：中央对解放邓小平问题和###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同时，他还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还提这个口号有利于稳定全国局势。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关于“四五”运动，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一方面肯定群众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恩来是合乎情理，同时又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并告诉大家不要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显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这种思想认识和态度，会使邓小平的及时复出难以实现。所以，“两个凡是”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
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就率先起来反对“两个凡是”。4月7日，他对当时的一位中央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是革命行动。4月10日，他又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封信于4个星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