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封信于4个星期后被中共中央转发，其中的意见被充分肯定。但是，邓小平并未就此中止，随后，他又对前来看望他的汪东兴等讲这个问题。他用肯定的语气说：“毛主席画了圈的，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问题，毛主席也画了圈，但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和肯定###的问题。”5月24日，他在与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再次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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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3）
邓小平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令人们振奋，在陈云、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力主下，在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下，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大门终于被叩开了。
1977年7月21日，对我们党和对邓小平本人，都是一个应该庆贺的日子：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得以重返政坛，大显身手，绘制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作为一个政治家，邓小平历经两次大的磨难后，愈挫愈奋，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又第三次崛起了。
北京，灯火辉煌的会议大厅里，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代表们兴高采烈，他们将手一齐高举，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使邓小平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全部恢复。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称赞着邓小平！同时人们都在思考着三个字：为什么？！他第三次复出后，有次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间隙，医护人员贸然问了一句：“首长您再出来怎么领着我们干哪？”小平同志回答得斩钉截铁：“还是那一套，无非是第四次被打倒。”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为小平同志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所感动。一个星期以后，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这次亮相比较4年前在国宴上的那次露面显得轻松，数万名群众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预示着中国历史将出现一个振奋人心的伟大转折，这位永远打不倒的巨人第三次复出，将展示出古老中国崛起于东方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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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国际上一些人在猜测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7月4日邓小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的谈话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整个国家问题成堆，亟待解决。他一开始工作就立即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以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坚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被冲破了。
除了在自己第三次复出前后坚决抵制“两个凡是”的方针外，邓小平认为：“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在决定自己复出工作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郑重地向与会同志解释：“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可见，这就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复出前就向党中央提出要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复出后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马上领导了科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首先之举是坚决推翻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是1971年8月“四人帮”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来的，是林彪、江青一伙诬蔑建国后十七年文艺工作为“黑线专政”扩展而来的。其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对建国后十七年教育工作作了全盘否定。它像枷锁一样，紧箍在全国数百万知识分子头上，很显然，要实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推翻“两个估计”势在必行。
不过，提出“两个估计”的《纪要》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当时的党中央批准的。而在1977年的###月份，两个“凡是”盛行，公开否定“两个估计”要冒很大的风险。
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错误观点，带领全党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同时考虑如何推翻“两个估计”的问题。1977年8月1日，他听取###关于招生工作汇报，有人问对建国后十七年如何估计，他讲：基本上要用毛泽东“绝大多数是好的”的话，要讲毛泽东思想体系，讲毛泽东说过的“老九不能走”。他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科研、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提倡，是估计到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虽然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在60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高校六十条的。所以，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砸开“两个估计”的枷锁，就要把毛泽东对教育方面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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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2）
据此，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8月8日讲话中公开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工作的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对广大知识分子的估计，应当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显然，这两个结论不同凡响，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根本对立。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实际上有违于毛泽东的原意。根据后来查到的笔记本上记载，毛泽东当时指示精神是：十七年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小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不难看出，“四人帮”在修订《纪要》时，不仅对毛泽东的指示断章取义，同时还塞进不少自己的东西。因此，这一错误的《纪要》，特别是“两个估计”，当时就遭到许多同志的质疑和反对。对教育战线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的问题，在那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尽管有的同志害怕再犯“错误”，对“四人帮”残酷迫害心有余悸；但是，彻底清算“两个估计”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年9月19日，他在接见当时###主要负责人时，提出要对《纪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他直截了当地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惟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里培养出来的？”针对一些同志的疑虑，他批评道：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他严肃地说：###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不久，根据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红旗》杂志社整理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论述的第一个问题，就包括对“两个估计”的批判。邓小平同志两次建议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该文，确定是否发表。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和全国高校招生问题。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批判了“四人帮”封锁毛泽东关于对教育工作估计的罪行，指出要把这篇文章写好，以调动广大群众、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11月18日，《人民日报》和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修改后署名为###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高潮。
当然，邓小平在充分肯定建国后十七年教育工作成绩的同时，并不掩饰其缺点。他曾讲：那时最大的缺点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劳动。正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