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落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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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三落三起- 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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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封信于4个星期后被中共中央转发,其中的意见被充分肯定。但是,邓小平并未就此中止,随后,他又对前来看望他的汪东兴等讲这个问题。他用肯定的语气说:“毛主席画了圈的,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问题,毛主席也画了圈,但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和肯定###的问题。”5月24日,他在与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再次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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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3)
邓小平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令人们振奋,在陈云、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力主下,在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下,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大门终于被叩开了。
  1977年7月21日,对我们党和对邓小平本人,都是一个应该庆贺的日子: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得以重返政坛,大显身手,绘制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作为一个政治家,邓小平历经两次大的磨难后,愈挫愈奋,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又第三次崛起了。
  北京,灯火辉煌的会议大厅里,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代表们兴高采烈,他们将手一齐高举,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使邓小平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全部恢复。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称赞着邓小平!同时人们都在思考着三个字:为什么?!他第三次复出后,有次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间隙,医护人员贸然问了一句:“首长您再出来怎么领着我们干哪?”小平同志回答得斩钉截铁:“还是那一套,无非是第四次被打倒。”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为小平同志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所感动。一个星期以后,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这次亮相比较4年前在国宴上的那次露面显得轻松,数万名群众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预示着中国历史将出现一个振奋人心的伟大转折,这位永远打不倒的巨人第三次复出,将展示出古老中国崛起于东方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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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国际上一些人在猜测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7月4日邓小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的谈话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整个国家问题成堆,亟待解决。他一开始工作就立即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以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坚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被冲破了。
  除了在自己第三次复出前后坚决抵制“两个凡是”的方针外,邓小平认为:“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在决定自己复出工作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郑重地向与会同志解释:“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可见,这就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复出前就向党中央提出要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复出后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马上领导了科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首先之举是坚决推翻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是1971年8月“四人帮”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来的,是林彪、江青一伙诬蔑建国后十七年文艺工作为“黑线专政”扩展而来的。其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对建国后十七年教育工作作了全盘否定。它像枷锁一样,紧箍在全国数百万知识分子头上,很显然,要实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推翻“两个估计”势在必行。
  不过,提出“两个估计”的《纪要》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当时的党中央批准的。而在1977年的###月份,两个“凡是”盛行,公开否定“两个估计”要冒很大的风险。
  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错误观点,带领全党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同时考虑如何推翻“两个估计”的问题。1977年8月1日,他听取###关于招生工作汇报,有人问对建国后十七年如何估计,他讲:基本上要用毛泽东“绝大多数是好的”的话,要讲毛泽东思想体系,讲毛泽东说过的“老九不能走”。他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科研、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提倡,是估计到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虽然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在60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高校六十条的。所以,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砸开“两个估计”的枷锁,就要把毛泽东对教育方面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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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2)
据此,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8月8日讲话中公开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工作的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对广大知识分子的估计,应当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显然,这两个结论不同凡响,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根本对立。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实际上有违于毛泽东的原意。根据后来查到的笔记本上记载,毛泽东当时指示精神是:十七年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小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不难看出,“四人帮”在修订《纪要》时,不仅对毛泽东的指示断章取义,同时还塞进不少自己的东西。因此,这一错误的《纪要》,特别是“两个估计”,当时就遭到许多同志的质疑和反对。对教育战线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的问题,在那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尽管有的同志害怕再犯“错误”,对“四人帮”残酷迫害心有余悸;但是,彻底清算“两个估计”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年9月19日,他在接见当时###主要负责人时,提出要对《纪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他直截了当地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惟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里培养出来的?”针对一些同志的疑虑,他批评道: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他严肃地说:###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不久,根据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红旗》杂志社整理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论述的第一个问题,就包括对“两个估计”的批判。邓小平同志两次建议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该文,确定是否发表。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和全国高校招生问题。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批判了“四人帮”封锁毛泽东关于对教育工作估计的罪行,指出要把这篇文章写好,以调动广大群众、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11月18日,《人民日报》和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修改后署名为###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高潮。
  当然,邓小平在充分肯定建国后十七年教育工作成绩的同时,并不掩饰其缺点。他曾讲:那时最大的缺点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劳动。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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