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讲话
应该说，1980年8月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中国之行，决非偶然，她以一个职业记者的敏感意识，确实捕捉到了发生在当年中共中央决定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信息。而邓小平与她的长谈，也决非是他的应急之作，确确实实是他几个月来在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工作中，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周密思考的结果。
1980年初，由胡乔木负责决议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起草了“决议”提纲。邓小平看后，觉得提纲铺得太宽，认为这个决议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述，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并把写好决议作为本年中的两件大事之一。于是，3月19日，他找来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提出自己的指导性意见。邓小平坐在沙发上，像往常一样，手中夹着香烟。他伸出另一只手，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他加重语气地说：“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随后，邓小平又简要地讲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的党的历史，讲了毛泽东在其中的正确指导。
4月1日上午，邓小平又把胡耀邦等人召来，谈自己对修改后的“历史问题决议”提纲的看法。
他以商量的口吻说：“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
对修改后的提纲中提到的几条经验，邓小平认为“意思都好”，看看摆在什么地方讲。但是，邓小平还是向在座的中央负责同志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很显然，他还是在抓起草决议工作中的重点。
在这次谈话中，他又讲了1957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我们党和国家中发生的重要事件，讲了正确方面，也讲了错误方面，讲了前进，也讲了挫折，特别是讲了毛泽东的功绩和失误。
根据邓小平“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的明确指示，决议起草小组夜以继日，终于赶出了决议的草稿。不料，邓小平仔细看了决议草稿后，觉得草稿不行，要重新来。认为这篇草稿没有很好体现原来的设想，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虽然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但是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总之，邓小平感到整个草稿写得太沉闷，不像个决议。所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
6月27日，邓小平又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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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议，我看是相当认真（2）
邓小平随即列举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告诉起草小组负责人，这些重要文章都要写到。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从而给人们“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他强调：决议的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东西要批评，但是要恰当。
决议起草小组又对初稿作了较大修改，并下发到有关部门，在党内4000人范围内进行广泛讨论，进一步征求修改意见。讨论中，一些同志对这次草稿中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对于肯定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些意见，有的甚至相当尖锐。
邓小平看了有关情况的简报，首先肯定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同时觉得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应该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正是这个时候，邓小平接受了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谈了那番真知灼见。
随后，邓小平又找到了中央警卫局指战员交谈。他们把邓小平同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作了宣读，并组织大家讨论。干部、战士们都觉得这样讲好，能够接受。
针对讨论中出现的极端意见，邓小平觉得必须予以澄清。10月25日，他召集胡耀邦以及负责起草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明确地阐述自己对这些极端意见的看法。他对几位同志说：“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紧接着，他肯定地说道：“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邓小平看着在座的几位，语重心长地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的历史。”
其实，从决议起草工作一开始，邓小平就反复强调：阐述毛泽东思想这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在此，邓小平重申：这“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他缓和了一下气氛，说：“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但是，“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这番话确确实实道出了邓小平的心里话，给大家以很大启示。
对一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的意见，邓小平说：“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他举了中央苏区打AB团，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等事例，说明“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毛泽东干的。当不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嘈杂声此起彼伏时，邓小平面对风浪，不动声色，不知不觉中，航向已经被他拨正了。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看完送审的决议修改稿后，又召集起草小组负责同志告诉他们：“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他肯定建国头七年的成绩，以及“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主要成绩，嘱咐“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并表示赞成决议稿写出后要多听听老干部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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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议，我看是相当认真（3）
3月24日，邓小平到中南海陈云住处，看望陈云。陈云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的党的历史，即写全党的60年，这样，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邓小平认为这些意见很好，遂于3月26日又召集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把陈云的意见转告了起草小组。并说：“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就在同一月份，陈云也推敲着决议修改稿，他连续四次同邓力群谈话，他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陈云还表示：“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
4月7日，邓小平又找起草小组负责人邓力群谈话，对讨论决议修改稿时的一些具体意见作了说明。
为了修改好决议稿，邓小平连日来紧紧抓住这项工作不放。的确，自决议草稿产生那天起已经历时一年多了，其间经过了多次修改，特别是1980年10月组织4000人进行讨论，提出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见。1981年4至5月，又由40多位同志进行讨论、修改，起草决议的20多位同志也下了番苦功夫，终于拿出了一个好的稿子。
邓小平觉得，这次修改稿是根据开始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合乎三项要求。缺点是长了一点，有两万八千字。实际上，多三五千字也没有关系。他指出，修改工作不能等，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