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是新闻界一直关注着邓小平。《成功》杂志选他为1985年的成功者，《世界报》在1988年评选他为十年最代表时代精神的名人。《时代》周刊曾经两度把邓小平评为新闻人物。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突破是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邓小平在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正是他于1982年专门派人前往莫斯科商谈，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争取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不久，中苏两国政府互派特使，围绕着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举行了长达6年，一共12轮的磋商。终于，以中国外交部长访苏为标志，两国长期对峙的关系开始解冻。在此前后，两国的贸易、科技等往来有所增加，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有所恢复。这时，82岁的邓小平为了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感人的话：“我老早就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是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一个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会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我个人爱好打桥牌（3）
结果，随着两国高级官员的互访和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障碍的逐渐消除，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来到中国。这是自1959年以来的30年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邓小平向客人讲起了20多年前的中苏论战，他认为，当时的争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接着，邓小平向对方讲了两点：一是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近30年来，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
他平静地告诉戈尔巴乔夫：“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邓小平建议：“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握手，在宴会上双方又共同举起酒杯。邓小平提议：“为了我们两国和两党关系正常化，祝贺这个正常化，请大家干杯。”
就在中苏两国领导人举杯庆贺关系正常化之际，那场罕见的政治风波在中国首都北京愈演愈烈。不久，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他认为自己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七年中，种种改革都失败了，国家失去了前途。随即，70多年来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此时，东欧又发生了剧变。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照例是迎着旭日，在激昂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格局面前，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转向社会主义中国，观察她能否经得起严峻考验。
此时的邓小平告诉大家：对整个国际形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很从容地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关系。我们要保持警惕，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要有数。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采取行动来制裁中国，最明显的就是1989年7月，七国首脑在巴黎召开的会议。此时中美关系降到了建交10年来的最低点。对这些所谓的“制裁”，40年前邓小平就有了明确坚定的态度。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在当时那种紧张的局势面前，邓小平以“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魄力和胆识，确定了对美国的一个总方针。具体讲：一是向美国强调中国绝不会接受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政；二是美国应采取主动改善两国关系，我们绝不会乞求美国取消制裁；三是美国首先考虑本国的战略利益，同时要尊重对方利益。
结果，美国方面于1989年10月和12月，相继派出了前总统尼克松和布什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试探也好，求和也罢，终究是他们来到了中国，坐到了邓小平的身边。邓小平严肃地对尼克松说：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民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还有一个国格。他对总统特使说的是：“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尼克松从邓小平这位85岁的中国老人口中，听到了这样的话：“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邓小平的态度可以说是“乱云飞渡仍从容”。他的话是那样的入情入理。
我个人爱好打桥牌（4）
经过几年时间，西方一些国家和美国自己开始自行消除与中国正常关系的障碍，“制裁”、“封锁”、“孤立”宣告破产。事实证明了邓小平说过的话：“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邓小平清醒地指出：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我们自己要提高警惕，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同志指出：历史表明，所有的国家都应当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侵略扩张导致灾难，和平发展才能带来繁荣。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生活在世界和平的明媚阳光之下，人类崇高而远大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我和伯承长期共事，相知甚深（1）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
——1986年10月21日邓小平悼念刘伯承的文章
1986年10月14日，在北京西郊的一个礼堂里，白花点点，哀乐阵阵。邓小平带领家人最先来到礼堂，向患难与共长达十三年的老战友刘伯承的遗体告别。鲜花翠柏丛中，刘伯承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安详地躺着。邓小平向故去的老战友深深地鞠躬，然后，环绕着遗体，眼睛久久地注视着，渐渐地，泪水模糊了视线。这在不轻易流露情感的邓小平来说，不是很多的。
两天以后，邓小平又主持了刘伯承同志追悼会。早在1976年“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风恶浪时，在北京就流传着这样一条传闻，说刘伯承讲，我死了以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邓小平。传闻毕竟是传闻，因为1973年以后，刘伯承就丧失了思维能力，1975年以后又丧失了自理生活的能力。所以是不可能说什么的。当然，这个传闻表明了战友的情深意重。但结果是，94岁的刘伯承去世后的追悼会，的确是邓小平主持的。
在《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的222篇文稿中，就有两篇是邓小平为刘伯承而作的。一篇是1942年12月15日载于《新华时报》华北版《特刊》上的《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文章。另一篇就是邓小平在主持追悼会后第五天发表的《悼伯承》。
很多在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将士们曾这样形容，这两个人的关系：刘邓就是刘邓，这两个之间，顿点都加不进去。
邓小平和刘伯承都诞生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省，按照农历，虽然都是龙年生，但刘伯承大邓小平整整12岁。两个人的阅历、性格爱好不尽相同。刘伯承是“川中名将”，南昌起义参谋团的参谋长，中央军委、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足智多谋。邓小平则早年出国勤工俭学，回国后担任中央秘书长，参加了上海地下秘密工作，领导了百色起义。1937年，由原四方面军部队为主组成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就是由刘伯承担任的。不久，邓小平也来到这个师担任政治委员。
十几年的战火考验中，两个人彼此确实是“相知甚深”。邓小平这样高度评价说：“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党性坚强的高贵品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十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难的战略任务。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伯承对他们说，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上来，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即使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伯承这种态度，堪称执行党的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其实，这段评价也恰好反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