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这一条。”刘、邓的以身作则是关键。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1）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邓小平的女儿曾经这样问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他的回答语句不长，却概括了两个人关系的主要之点：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公开看到过邓小平与周恩来单独往来的信件，但是，谁都不能否认，这两位中国现代史上巨人的兄弟情意和战斗友谊。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女儿这样概括了父亲与周伯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谊。在法国的两年，在20年代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伯伯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伯伯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在周伯伯病重时，父亲顶住压力，治国治军，替周伯伯分担重任；在周伯伯垂危时，父亲通宵达旦守候在周伯伯的病榻旁边；在周伯伯去世后，父亲忍住巨大的悲痛，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周伯伯致了悼词。
1。相识于异国他乡。邓小平与周恩来相识应当追溯到20年代，地点是在异国他乡的法国，两个人第一次会面的具体情节，后来他们都没有回忆过。但可以肯定，是革命斗争，使两个人走到一起。
有的老同志回忆：1923年夏天，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旅欧共青团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领导，会上产生了书记局，由周恩来任书记，李富春任宣传，尹宽任组织，傅钟、邓小平也是负责人，会上决定改《少年》为《赤光》，但实际上到1924年2月才实现改版。
《少年》杂志创办于1922年8月，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和主要撰稿。周恩来等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共出版了13期。邓小平和李大章刻蜡板。据说，“油印博士”这一称呼，就是周恩来给邓小平起的。《少年》改为《赤光》后，邓小平也化名发表些文章。当时，这个刊物编辑部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旁边。对此，邓小平念念不忘，50年后，他在途经巴黎时还去这个地方看了看，可惜，时过境迁，已面目全非，可以说，从1923年开始，邓小平已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了。1926年，周恩来回国前，同志们和他合影留念，邓小平也参加了，这也是两人早期革命活动的见证之一。
2。并肩战斗在龙潭虎穴。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再度工作在一起，是在1927年年底，地点是上海。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已迁到上海，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不久，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担负处理日常工作的重要责任。邓小平则直接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除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外，邓小平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项工作。
据有的老同志回忆：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有一处两楼两厅的房子，实际上是处理当时中央机关日常工作的地方，被称为办公厅。周恩来和邓小平每天都在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同志，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属于机关事务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进行处理解决。中央各部门、各地区来请示的问题，如要人、要经费、汇报工作和请示中央的问题，周恩来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就提交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他们两个人都很忙，有时还需要等候。一个时期，周恩来经常来找李维汉谈问题，每次都带着邓小平。
邓小平的第一次婚姻，周恩来是很清楚的。1928年刚过年不久，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同志们为他俩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参加了。婚后，大半年的时间里，两对夫妇同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楼房里。周恩来夫妇住楼上，邓小平夫妇住楼下。他们经常听到楼下的邓小平夫妇又说又笑。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2）
然而，他们又共同遇到了危险。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边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讲，这次遇险连同和罗亦农接头的遇险，“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3。共同的欢乐和困惑。1929年7月至8月间，邓小平奉党中央、中央军委派遣，告别了妻子，告别了周恩来，赶赴广西做统战工作。后来，和李明瑞、张云逸一起，发动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
身在上海的周恩来，对邓小平等领导的百色起义等分外重视。1930年1月，邓小平回到上海不久，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即听取了关于广西地区红军工作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邓小平在报告中，分四个时期，详细地汇报了广西前一阶段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设想。
讨论会进行到最后，军委的领导同志作了结论性发言。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广西的斗争形势和邓小平的工作，并指出了广西省今后的工作。据有人考证，这位发言人即是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后来，《军事通讯》上全文发表了这次汇报讨论会的记录，并发表编者按说：“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的记录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见，对邓小平在广西工作的情况，党中央和军委表示满意，评价很高，当时，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1931年初，邓小平又回到上海汇报工作，而这时，党的内部经受一次巨大的分歧和纠纷。1月，党中央在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指导”下，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伙上台，以“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为名，到处拿“国际路线”压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导”了六届四中全会后，又在中国停留了半年左右时间，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他一个人决定，没有任何讨论余地。结果，中央的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周恩来处境艰难，他的想法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对邓小平，王明“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的中央，表面上明显冷淡，不听汇报，不安排工作，实际上给红七军发去指示信，严厉地批评红七军工作，表示出对邓小平的不满。对这些情况，邓小平是心中有数的。于是，他除了按时从中央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这可以说是他政治上一个很困难的时期。这年8月，邓小平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4个月后，周恩来也来到瑞金，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
4。同患难共甘苦。1933年1月，正当周恩来、朱德，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到达中央苏区，一场全面推行与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开始了。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点名说邓小平等4人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随后，对邓小平等4人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责令他们作出“申明”和“检讨”。但是，邓小平等4人并未屈服，坚持正确的观点和主张。这更加激怒了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接连几个月，临时中央、中央局派人坐镇江西省委，通过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给邓小平等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还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再不允许有任何的掩藏”。邓小平政治上受到打击，生活上也有波折，在他遭受批判以后，1933年，他的第二个妻子离开了他。这是他政治上三次磨难的第一“难”。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3）
此时，周恩来虽然还在中央的决策层，但他的境遇也越来越困难。他担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因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而取消，他提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反倒惹怒了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结果，他负责前方的军事领导权也被剥夺。只担负一些技术上的组织工作。许多重要事情，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等，他都没有参与。这一时期，对于周恩来是政治上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邓小平说是“跟着走”，周恩来虽然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但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仅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参与所有的事情。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周恩来及邓小平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的指挥。组织上改变了坚持“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的职务，此后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由于岁月的消逝，当年很多与会者已经忘记了会议的具体情况，有的已记不全哪些人参加了会议，如邓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