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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过金沙江时见到邓小平的情景：“我走在队伍的前头，一到皎平渡，首先见到了邓小平同志，他一见到我就问：‘队伍来了没有？’我说：‘来是来了，就是走得稀稀拉拉的’。邓小平同志说：‘赶快派人去督促，队伍来得快一点，马上过江’。并说，‘队伍由刘伯承同志指挥，骡马和行李担子由我指挥。’”这时，邓小平的职务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5年6月，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后，邓小平和其他人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爬雪山前，在中央苏区时给他配备的马匹死了，仗着他年轻身体好，一步步翻越了雪山。过草地时更为艰难，可说是长征中的苦中之苦。而邓小平记得：周恩来得了很重的病，非常危险，他是被人用担架抬着过草地的。邓小平自己则是同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兼政治部组织部长的罗荣桓在一起。“行军时并辔而行，休息时促膝谈心，宿营时抵足而眠，经常在一起议论‘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我们是无话不谈”。
10月，党中央挫败了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危害党中央的企图，率中央红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陕北，宣告中央红军为时一年的长征结束。邓小平和其他同志一样非常高兴：红军一出六盘山，看到了佩戴袖标的陕北游击队，真是高兴得不得了，长征一年没有个家，这回可算到家了。一个月后，邓小平在直罗镇战役中遇险。当时，他和罗荣桓在一个山头上，突然遭到一股敌人的偷袭，危急关头，红军一个连冲上来才解了围，而傅钟送给他的那件狐皮大衣竟被子弹穿了几个洞。
不过，邓小平并没有只记住这次危急时刻，而是不忘此役的意义，在他看来，直罗镇战役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争取东北军，而且更在于打开了通向陕北根据地的通道，在战斗中与陕北红十五军团会师。战役结果，使东北军认识到同红军打仗是上了蒋介石的当，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形成。当时，红军队伍很少，只有一万多人，但这一仗不打胜不行，所以毛主席亲自到前线指挥，打了个大胜仗，毛主席将此战叫做把党中央放在西北的“奠基石”。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平峰镇（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与一军团左权、聂荣臻会面，如果以两军领导人会面为会师标志的话，那21日也可以成为会师纪念日。笔者曾于1991年底到过平峰镇，那四通八达的交通非常便利。这次会面是秘密的，从现有的材料分析看，这次会面决定了红二方面军的行动方向。红二方面军主力与红一方面军在现在西吉县将台堡会合，标志着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对三军会师的喜悦，邓小平有着亲身感受，因为他当时就在将台堡。第二天，他和左权、聂荣臻致电毛泽东：“二方面军同志对张（国焘）不满，与一方面军甚谊”，他们虽连日行军作战，“部队非常疲劳，体力差，病员很多，但会合后情绪很高”。24日，邓小平来到红二方面军中。据当时任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的日记载：“10月24日，阴、稍雪，风。午后三时，召开方面军营以上军政干部活动分子会，由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同志报告统一战线及回民问题。”此时，原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已于这年6月离开一军团入红军大学学习，职务由邓小平继任，所以，陈伯钧讲的“副主任同志”为邓小平。
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4）
早在一年前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就仗恃自己人多枪多，拥兵自重，同党中央分庭抗礼，从事一系列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对此，党中央采取了正确方针，在邓小平看来，这场斗争主要是北上和南下之争。一个是北上，前进的路线；一个是南下，退却逃跑的路线。而北上可以接近抗日前线，有利于领导全国抗日，并有陕北作为落脚点；而南下到人口稀少地方，逃避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历史任务，只能导致革命失败。党中央率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张国焘坚持南下使红军四方面军遭受的挫折，标志着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的失败。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即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又企图把红四方面军拉到西北，独创一个“局面”。对此，任弼时、朱德、刘伯承、贺龙等红军将领，在党中央、毛泽东等支持下，继续同张国焘分裂行为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终于促使张国焘率部北上。这些情况，邓小平在事后陆续了解到了。
所以，他和左权、聂荣臻向党中央报告了红二方面军对张国焘行为斗争的情况。半年后，他又在宁县宫河镇王录村听取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对张国焘问题的处理意见。几十年后，邓小平这样认为，张国焘搞分裂以后，二方面军促进、帮助四方面军北上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我们应当强调两点：一是遵义会议之后，红二、六军团是拥护毛主席北上路线的，他们合编为二方面军，又开始了长征。二是促进、帮助了四方面军北上。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不久，就在陕甘宁交界的山城堡地区发起了山城堡战役，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多旅。时间是11月下旬。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因为不满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发动“兵谏”，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及其军政官员。国内的局势万分紧张。
刚刚会师后的红军主力，应张学良电报之邀，于12月15日开始，相继紧急出动，由环县地区取直径南下。进至西安附近，准备配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共同抗击挑动内战，由潼关东进的亲日派指挥的国民党军队。
笔者曾于1991年12月，几乎是同一时间，由山城堡沿陕甘大路南下，走的是当年红军南下时的路线。一路上沟堑纵横，道路崎岖，可以想象，当年经过长征刚刚到达陕甘宁的红军将士，衣着单薄，冒着寒风，顶着大雪，夜行晓宿，秘密南下，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是克服了怎样的困难啊！
此时，邓小平正处在重病中，也许他是躺在担架上被抬着行军的。12月12日，他被提升为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12月25日，当南下红军主力进至庆阳时，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领鉴于蒋介石被释放后态度好转，潼关一带国民党军队后退，亦请求红军停止南下。最后，红军只好停止在庆阳地区待命。这时，邓小平的伤寒病仍旧没有好。1937年1月4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国民党军队重入潼关进逼西安的严重局势，应杨虎城之电邀，再次命令红军主力南下。1月8日、9日，红军主力迅速进至泾阳、三原地区，靠近西安城，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组成三位一体，实行军事战略防御。在各方面的作用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2月初，红军主力奉命由泾阳、三原地区顺南下之路北撤，至宁县、淳化地区。邓小平所在的红一军团政治部则驻扎在甘肃省宁县宫河镇王家楼（一说是王录村）。在淳化县，邓小平和聂荣臻、徐海东等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笔者曾实地走访了邓小平等红军将领住的窑洞。这个时期，红军的主要工作是加紧军事训练，学习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进行纪律教育。有的老同志回忆起邓小平当年给他们讲授政治课的情况：“在院子里，我们用席子搭了一个棚子做教室，一个黑板，向老乡借了二十几个长条板凳。邓每次都是一到时间就讲课。”“小平同志给我们讲的都是基本道理，很朴素的道理。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系统教育。”有一次，供给部的干部在授课时还没有来到，邓小平“拿起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供给部迟到，写在黑板上’。写完就开始讲课。供给部的人来了，一看这几个字，赶快悄悄坐下。邓没有批评人，但是以后再没有人迟到了。”可见，邓小平的工作方法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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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5）
1937年6月下旬，邓小平告诉梁必业，“我要调动工作了”。随后，没等继任者罗荣桓前来交接，就前往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去了。因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的电令是限一个星期内到达。走马上任的邓小平，新的职务是前总政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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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1）
1977年4月，叶剑英元帅80寿辰。邓小平来到他的家里，向这位在历史重要转折关头为人民建立功勋的战友表示祝贺。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
在抗日战争时，我们就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国民党同我们搞摩擦，几个大解放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
—— 1989年 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的谈话
战争的最后胜败，要在持久抗战中去解决。……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
—— 1938年1月12日邓小平撰写的文章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为了全中华民族的利益，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以及国民党的努力，国共双方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开创了团结抗日新局面。按照双方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以红军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