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正殿悬山式建筑气势雄伟、造型别致。房屋构成属于砖木结构，有三间房屋组成，整个正殿建在石基的高台上，前有抱厦，抱厦下面有四个大红立柱支撑。青石鼓形柱基敦实厚重，而立柱和横额之间所嵌的三层透雕的木雕龙凤云板却是灵透精巧。踏进大殿，正中央“关老爷”长须飘逸、神情威严，正手持一本《春秋》聚精会神的研读。
正殿的后门，是一间小卷棚，向上看去同样有转角和补间单昂三铺作斗拱，柱子与额之间也镶嵌着木雕花卉装饰板。后门两侧有六角形小窗户各一个。从大殿正门出来，走到它的侧面，明显可以看出殿顶的前坡比后坡长，侧面两个大山墙的屋檐向外延伸，屋檐下有挡风板。据说，这是最具北方会馆建筑特点的一种建筑风格。
虽然这里仅是晋商身在异乡的临时聚集地，但会馆的一砖一瓦毫无暂居的随意应就，整个建筑构建精良、布局和谐，宏伟又不失别致，处处可见精心营造的功力和修建者的经济实力。
《龚自珍全集》中有“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之类的记载，据说清代在全国的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就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最多的是山西人；全国排出最富有的家庭和个人中，列在最前面的多是山西人。当年晋商致富，既不是依靠优越的自然条件，也不是由于祖辈的世袭遗赠。他们的财富是历经艰苦拼争所赢来的。从清代开始，山西农民就组建了非常庞大的“走西口”的队伍，他们以别妻离子、背井离乡的高昂的人生代价，换取了可观的财富积累。晋商有着极为灵敏的商业嗅觉，他们以眼观全国的大气魄去寻找商机。康熙年间，关内外的贸易不断增加，晋商反应最快，奉天之海州（今海城）当时盛产陶瓷与丝绸等特产，且有水路、旱路均畅的交通便利，于是晋商接踵而来，人数越来越多，生意越滚越大，山西会馆应势而起。几乎晋商所到之处只要条件允许必建会馆，且都设在关帝庙内，大大小小无从计数。
严格的自我约束，遵从规范的经营守则，是晋商立业长久的秘诀所在。据史料记载，清代盛行的会馆，已逐渐成为山西等外地工商行帮的机构。会馆是自由组织，但多数是禀官立案的，因此它得到了官府的保护，会馆的首领称总管，或称值年，职责是掌握会产、主持祭祀、处理和调解同业之间的纠纷等。当时由于海城的山西会馆行帮较多，人气最旺，山西会馆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海城行帮中最强势的团体。山西会馆还设有“帮董”，都是山西人在海城经商的大户，他们在同行中议定行情、市价，约束徒弟伙计，制定行约店规，调解纠纷，同时也组织壁垒、对抗苛杂、抵制外来资本等。山西会馆每年举行一次年会，每月举行例会一至二次，遇有特殊事件，会馆还会召开临时会议，还经常邀请海城内的山东会馆等共议经商大计。一般年会定于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日，即关帝庙会的日子。有时一些行帮为了强化自己的组织，常常召开帮会，如酒业在农历八月十八召开杜康会，会议内容大多是公议物价、解决同业争端、商讨改善经营等，并为此制定了许多条例。凡是违反会议条规的均要受到处罚，处罚的办法有罚钱、罚酒席、罚钱并罚戏和酒席等多种。正是基于如此严格的组织管理，晋商的生意才得以立百年而不衰。这在当时对于活跃海城经济，发展海城商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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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山西会馆（2）
身处古代会馆建筑之中，只需深吸一口气，砖石结构特有的气息仿佛随呼吸进入身体，时间的回忆也被铜质香炉中飘散的残香余味瞬间点燃。百年前，一群号称“海内最富”的晋商，在海城修建了一个用于同乡聚会、议事言商的山西会馆。斗转星移，如今会馆院落内已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但这座沧桑百年而风骨犹在的山西会馆，仍旧静立于风雨之中，无言地诠释着昔日的主人推崇的“信义”精髓。
聊城山陕会馆（1）
京杭漕运开盛世
山陕会馆占天机
我追随着明清时代的秦晋商人，驱赶着一拨拨的马车驼队，从遥远的黄土高原一路走来，加入到浩大的运河河贸大军之中。
来到聊城，晋商心存宏愿：“虽在齐右”，也要有“登华巅而泛汾波”的那份乡情……
聊城的一切都与水有关，它最繁华兴盛的时期恰恰是水脉最多最旺盛的时候。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1700多公里长的运河形成了一条巨大的经济带，它所经过的城市便成为重要的商埠，山东聊城就占尽了这样的天时地利。
聊城靠运河而兴盛。穿城而过的大运河漕运发达，两岸商铺众多，在聊城太平街、双街及越河一带，各地商人纷纷前来开设商号，创办手工业作坊。
山西的商人适时地来到了这里，一展他们的才华和抱负，这里成为山西商人运送茶叶时由水路转入陆路的重要码头。
各地商人来到这里，长期的行走他乡，思亲恋旧之情使他们萌生出一个迫切的愿望，就是要建一处“悦亲戚之情话，慰良朋之契阔”的场所来稍事休整，于是山陕会馆、江西会馆、苏州会馆等20多家会馆林立在运河两岸，成为浪迹天涯的游子眺望故乡的南楼。
其中规模较大的会馆共有八家，号称“八大会馆”。山西商人与安徽商人分别被视为南北两股最大的商业力量。山西商人在聊城的资本最为雄厚，加上陕西商人，有1000多人，所以山陕会馆气魄最大，位于双街至龙湾停靠船只最多的地方，风光占尽，是秦晋富商独立商海，雄踞齐鲁的见证。
山西商人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为现在的中国留下一座占地面积最广、规模最为庞大的古代会馆建筑群，可以想象几百年前穿着长袍马褂的山西商人们就是坐在这里从容地调度着运河上、长江上南来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计算着买卖的盈亏。
山陕会馆是聊城至今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所会馆。
清朝人李弼臣的《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写道：“聊城为漕运通衢，南来客舶络绎不绝，以吾乡之商贩云集，而太汾两府尤多。自国初康熙间来者踵相接，桥寓旅社几不能容。议立公所，谋之于众，捐厘醵金，购旧家宅一区，因其址而葺修之，号曰‘太汾公所’。”太汾公所便是山陕会馆的渊源，当山陕商人多得连太汾公所也不能容纳时，山陕会馆就应势而起了。
乾隆八年（1743年），山陕会馆开始兴建，在会馆复殿正堂的脊檩上至今仍保留着“乾隆八年岁次癸亥闰四月初八日卯时上梁大吉”的朱墨文字，南间脊檩上还用朱笔写着山陕工匠的名字——梓匠（即木匠）：赵美玉、常典；泥匠：孙起福；油匠：李正；画匠：霍易升；石匠：李玉兰。北间脊檩上写着会馆住持张清御和山陕经理等18人的名字。会馆的兴建让山陕客商兴奋不已，他们感慨会馆是一处“以敦亲睦之谊，以取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的好地方。
会馆最初的建筑规模并不很大，但浓烈的乡情让腰缠万贯的山陕商人们不惜钱财继续扩建，至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才有了现在的规模。
会馆承载了太多的乡情，于1845年第五次重修，聊城知县李正仪为此写了碑文：“斯役也，梓匠觅之汾阳，梁栋来自终南，积虑劳心，以有今日。今众聚集其间者，盹然蔼然，如处秦山晋水间矣。”要的就是这份乡情，我们今天在会馆里所能看到的山门、戏台、钟鼓二楼，每个细节都渗透着乡情乡思，弥漫着让人解读不尽的醇厚韵味：画梁雕柱是终南山的木料，巧夺天工的精美构件是汾阳木工的匠心。置身其间犹如来到秦山之下、晋水之滨，使你不由得想起“登华巅而泛汾波”的那份乡情。
山陕会馆俗称关帝庙，“祀神明而联桑梓”，敬的是关公，联的是乡情。会馆极盛时期，内外共有各种花灯350盏，其中大殿供桌前的一对大蜡烛有五尺多高，直径超过一尺。据说，这两个大蜡烛点上后可以燃烧一年，是山西一个经营蜡烛的商人特意制作的。每年快到关帝生日的时候，他就计算好日子，用一头小毛驴驮着两支大蜡烛起程了，在关帝生日这一天会准时赶到聊城，点上新蜡烛以表对关帝的尊敬。这样年复一年，从不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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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山陕会馆（2）
山陕会馆中要数戏台最热闹，据记载，每逢庙会，河北梆子、山西梆子、秦腔、昆曲等都会在这里演戏娱神，让老百姓免费观看。
但会馆的戏台一般不演关公戏，关公老家的商人们尊关公为帝君，认为帝君在殿一切活动都应严肃，不能容忍关帝随便粉墨登场扮演唱做。有些人不信这一点，非要对着来。传说当年有一个驻聊城的军阀就硬要在这里演一次《走麦城》的大戏，谁知锣鼓刚刚敲响，演员尚未挑帘出场，大殿内的桌围、布幔却轰地着起火来，一下子把会馆照得通亮，火焰向坐在台前的军官直扑过去，当即把那人吓昏在地。自此，在会馆里便无人敢演关公戏了。
会馆二进院内有两株古槐，已经有四五百年。某年盛夏，烈日炎炎，南面的大槐树忽然着火。这棵槐树从根至顶树心已空，好似一个高大的烟囱助火燃烧，人们担水灭火，却无济于事，就在大家绝望之时，天空电闪雷鸣，倾盆大雨瞬间来到，很快将大火浇灭。至今人们仍可以看到那棵槐树着火的痕迹，人们都说是关帝显灵，救下了这棵槐树。
山陕会馆关帝大殿前有两只石狮子，雕琢之精美堪称绝世。关于雕造这两只狮子的花费，会馆南过墙的石碑上有一段非常明晰的记载：“石料使银一百六十三两六钱一分，石匠路费使银四十一两，石匠工使银四百二十九两八钱八分。”总算下来，这两只狮子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