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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再一次掀起了高潮。各地在多年学大寨的过程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不但拦河围海造地，改造低产田，山区增加水平梯田，兴建了大量的水渠、水池、水井、水库，而且还进行了公路、农村和城市建设，做到了县县、社社、队队都有建设工程。据资料记载，经过学大寨，全国增加水浇地亿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每年递增110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各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动员几亿农民靠人工进行农田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其历时之久，成就之大，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中国农村实行改革开放后，农业增产幅度较大，很快就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人们说这是学大寨打的好底子，不能不说也有陈永贵的一份功劳。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在学的过程中过于教条化 ，片面抓粮食生产，不搞农副业，有些地方本来是平地，为了学大寨，却人为地修造成梯田。
对此，爷爷强调说：“学大寨，就是要学习大寨精神。至于具体的办法，条件不同的地区，不能死搬硬套，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学大寨，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工夫，搞好人的思想。这一条上不去，其他什么办法都不行。
爱憎分明
爷爷到中央工作后，每次外出开会或调研回来，总要写一份情况报告，及时汇报工作和思想情况，给主席一份，总理一份。总理每次必定鼓励他一番。
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4）
周总理在305医院住院时，在病床上向他讲述了时势造英雄的道理，讲了拿破仑的用人哲学，对他启发很大。临分手时，周总理握住他的手说：“永贵，你什么时候愿意来看我就来嘛！”
他老想着到医院去看望总理，可当他再次去看望时却被门岗卡住了。因为周总理病重期间，受到特级护理，不要说一般的领导同志，就是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难以见到周总理的面。爷爷回到家，马上给邓颖超打了一个电话，诉说了见不到总理的苦衷。邓颖超说：“总理不是说话了吗？你什么时候想见就能见。”邓颖超亲自出面为他发了“特别通行证”，以后，他就可以随时看望总理了。有一次去探望，总理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了许多心里话，两人面对面都流下泪来。
1976年1月8日早晨，爷爷接到电话，说305有事，赶快去。他顾不得吃早饭，跳上车匆匆地赶到医院，一看周总理已经不行了。这天上午9时57分，周总理在连续昏迷了十几个小时后停止了呼吸。
快到中午时，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住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心里只想着周总理：总理熟悉大寨，熟悉大寨的干部和群众，对大寨人总是那么亲切。总理的声音时时在耳边萦绕 ：“永贵同志，来中央工作有困难吗？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们共同研究嘛！”他认为在总理面前不应该提困难，总理对自己够关心的了。无论遇到什么事，总理对他总是耐心地加以爱护。他回忆起总理爬小石坡时那个吃力的动作，不由哽咽起来：“当总理第三次到大寨时，已经重病在身了，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要知道总理带着病爬俺虎头山，他硬是不坐车，俺大寨人就轮流抬着他上山去……总理还跟我们一起吃窝窝头……”一幕幕情景犹如发生在昨天，可是敬爱的周总理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不住地流下泪来。
工作人员见状赶紧进来安慰他，他说：“周总理是个好人哪，你有多憋屈的事，找他一谈，立刻痛快多了。”他越来越动感情，“没有周总理，就没有我陈永贵的今天。”他忍不住又哭开了。
当天中午，工作人员来叫吃饭，他怎能吃得下。下午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连续几个小时的政治局会议，晚上回到住处，仍旧靠在沙发上闷头抽烟，还是不肯吃饭。工作人员劝了半天，又把饭菜从餐厅端到沙发前，他才勉强吃了几口，可一转脸又吐了出来。一连几天他吃不下，睡不着，整夜和衣蜷缩在沙发上躺着，刚半醒半睡地眯了一会儿，又醒过来，接着又抽烟。这样过了三四天，工作人员沉不住气了，请吴阶平等三位医生来看。三位医生查来查去也找不到什么病，经分析是悲伤过度引起的。
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打着“殡仪改革”的旗号，不准人们戴黑纱，不准各地搞追悼活动。爷爷却认为人们悼念周总理没有错，悄悄地坐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在此期间，他忍着巨大的悲痛，参加了告别、吊唁等活动，强打精神坚持批转文件，处理日常事务，出席政治局会议。
有一天，他到中央开会，不一会儿就走了。路上碰巧遇到宋莎荫，宋莎荫问他：“老陈，会还没开完你怎么就跑出来了？”他没好气地说：“我不参加那个镇压群众的会。”在大寨人的提议下，昔阳县设了周总理的灵堂，供全国各地来的参观者吊唁，大寨人为周总理送了花圈表示哀悼。
此时，“四人帮”又借批判“唯生产力论”来搞乱中央。刚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们被弄得无所适从。只要他们一抓生产，就有一顶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而无法正常工作。爷爷却不怕这些，他是靠生产建设起家的，决不能丢掉生产建设。
有一次，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出了一张大字报，批判他的讲话是“唯生产力论”，很多老干部劝他去看看，他冷笑一声，说：“叫他们送上来吧，没空儿！”他不以为然，该怎么抓农业还是怎么抓，“四人帮”也拿他没办法。老干部们说：“如果不是陈永贵主管农业，农业的生产局面就更加难以维持。”
多事之秋
1976年7月27日晚上，政治局开完会，爷爷回到交道口小院，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他吃了点东西刚睡下没多久，就感觉到地面似乎在微微震动，于是立即打开大衣柜蹲在里面。一会儿，司机也感觉不对劲，马上喊醒警卫员去敲爷爷的门：“地震了！地震了！”敲了半天，爷爷出来了，说：“我知道地震了，就钻到大衣柜里面了。”
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5）
见他没事，警卫员松了一口气。为应付新的情况，他和工作人员都拿个小板凳在院子里坐了整整一宿。
第二天凌晨，大家得知，唐山发生了级大地震。国务院立即派出了以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深入灾区进行慰问并指挥救灾。不消说，爷爷立即投入了抢险救灾的领导工作，他身为副团长，拿出当年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战胜灾害的勇气为大家鼓劲，沉着冷静地指挥救灾。他亲临现场，住进帐篷，走遍了唐山全市，视察了郊区迁安、玉田等地，和唐山人民一起度过了困难时刻。
这段时间毛主席一直卧病在床，“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江青想去大寨活动，把助听器插到毛主席耳朵里，大声说：“我要去大寨。”汪东兴副主席私下对爷爷说：“你陪她去，你回去了她不会太出格。”不久，中央就安排爷爷回大寨接待江青。当时住在大寨的奶奶听说毛主席夫人来了，提出想合个影照张相，没想到被爷爷一口拒绝了：“照什么相！”
9月5日，毛主席病情恶化，中央办公厅急电召集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返京。爷爷正在大寨，赶紧坐直升机到太原转乘中央派来的专机回到北京。一到北京，爷爷没有回家，直接到了主席住处，与其他政治局委员轮流守护。9月9日，毛主席不幸逝世。
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事：吉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先后逝世，一个又一个噩耗撞击着人们的心，让数亿国人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邓小平说：“陈永贵是个有头脑的农民”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时候，国内的问题堆积如山，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解放老干部，让他们早日出来工作，爷爷对此尤为关心。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说话：“一大批老干部不出来，局势就不会稳定。早出来，早稳定；晚出来，晚稳定。”他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应该让邓小平复出。耿飙副总理也举双手赞成。他们的想法也正好和那些老帅们的想法一致。
爷爷与邓小平的历史渊源，最早要追溯到抗战时期。那时，爷爷参加了革命活动，他工作的地方就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的129师开辟的抗日根据地。
1974年，江青把天津小靳庄大队树为典型，并在那里组织农民唱歌跳舞，写“革命”大批判文章，搞所谓的文艺革命，号召人们去参观学习。邓小平批评这是“学小不学大”，是用小靳庄冲击大寨。1975年9月，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工人体育场主席台对面的大组画里挂着大庆、大寨和小靳庄的画。邓小平看了彩排后，当即下令把小靳庄的画拆掉，说：“毛主席提倡的是农业学大寨。”
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时，邓小平曾两次到大寨考察，对大寨经验非常重视。1975年在全农会上，邓小平再次肯定了大寨的成绩。爷爷对邓小平一直有着感激之情。那年夏天，陶鲁笳携夫人到交道口的四合院去看望爷爷，爷爷告诉他们：“周总理患重病时，我到医院探视过，当时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也不太好。据我的观察，毛主席和周总理百年之后，能够支撑中国这个大厦的人，只有邓小平。”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厉害，各省市都在抓所谓的党内走资派。山西省委书记被当做走资派戴高帽挂牌游街时受了伤。对此，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叫嚣说：“这是群众运动嘛！”爷爷一听发火了，气呼呼地说：“人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