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三年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彦入朝。见到黄潜善和汪伯彦后，说：河东、河北那边的忠义之士都伸张了脖子盼着朝廷的军队，希望朝廷可以顺因民心进行北伐。由于王彦言辞愤激，激得黄潜善、汪伯彦二人大怒。立刻勒令王彦提前退休。这个月，金尼玛哈攻陷了徐州。韩世忠，刘光世等将领带兵在淮河抵抗敌人。但是见到金国军队后还没有交火就相继投降。尼玛哈于是渡过淮河。连续攻下淮东诸郡，迫近扬州。宋高宗听到这个消息后这才警觉起来，连老婆都顾不上了，龙袍、玺印、国家的机密文件也都不管了，仅带了十几个护卫跑到了瓜州（在江苏淮扬道江都县南大江北岸运河南口），乘小舟渡江。
当时，汪伯彦和黄潜善两个奸相刚从寺庙里听和尚讲经回来，正大摆筵席，开怀畅饮。突然有人来报，说金军马上就要来了，皇上都跑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待着？这两个奸相一听，也放下酒杯，上马就跑。两个宰相一跑，扬州城的文武百官就作鸟兽散了。南宋三省的印信和很多重要文书，都被丢在了扬州城。老百姓一看，当官的都跑了，金国人又杀人不眨眼，我们也不能留在这里等死啊，于是大家也跟着逃跑。这样一来，整个扬州城就乱套了。当官的、当兵的、老百姓，都急着出城，就在城门那儿挤成了一团。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逃跑的大臣和军士不但不先保护百姓，反而乱刀乱棍砍杀拥堵的百姓，以便清出道路自己先跑。一时间死了的百姓尸体一具靠着一具。
百姓们群情激愤，把矛头一起指向了汪伯彦和黄潜善这两个奸相。百姓们说，要不是这两个奸贼祸国殃民，皇上不至于扔下我们不管，于是，大家喊着要杀掉这两个奸相泄愤。但是，这两个奸相比谁跑得都快，百姓们自然逮不着他们。这时，另一个姓黄的大臣要出城，命他的随从驱赶堵路的百姓。随从们一边驱赶百姓一边喊，快躲开，黄老爷要出城。百姓们一听说是黄老爷，以为这是奸相黄潜善，于是大家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棍棒齐下，就把这位姓黄的大臣打死了。这个倒霉的大臣，本来要出城逃命，没想到却做了黄潜善的替死鬼。
宋高宗跑到了镇江后，又像刚到杭州杭州时的样子。中丞张澄说：汪伯彦和黄潜善这两个人的错误导致陛下您在外流亡，还招致了百姓们的怨恨。高宗听取了张澄的意见，将黄潜善罢为江宁知府，贬汪伯彦为洪州知府，陈东和欧阳澈均被封官，并下诏令马伸回京。但此时，马伸已经去世了，高宗便下诏追赠他为直龙图阁，下罪己诏求天下直言之士，大赦天下，被流放在外的士大夫也全部被赦免，只有惟李纲不赦，更不让他回家。这都是用了黄潜善的计谋，是以李纲向金国谢罪。
《中国历代党争》第八章（1）
南宋的禁忌
第一节 要文斗不要武斗
政治争斗的激烈，党派斗争的频繁，已成为宋朝的一大特色。
国家在政策管理上有党争，在学术研究上也有。学术研究上的党争经常会随着政治上的斗争而发生转移和改变。政治地位高的人，他的学说也就常常成为社会上人们所尊崇的学说；政治地位低的人，他的学说也就常常成为社会上人们所鄙弃的学说；这是因为政治对于学术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崇拜一个人就连同他的学术也一并崇拜，并且大力赞扬提倡他的学术；鄙视一个人就连他的学术也一并鄙视，并且会大力禁止禁锢他的学术。这样的局面，第一次出现实际上是在宋朝，在此之前从来就没有过。
北宋政治上的党争，开始于王安石的革新变法，而停止于蔡京等人排斥打压正直人士，北宋最终因此而灭亡；南宋政治上的党争，开始于汪黄反对李纲、宗泽，远远超过秦桧设计谋害赵鼎张浚岳飞等人，南宋也因此逐渐走向衰败。学术上的党争，开始于蔡京排斥元祐等诸位贤圣之人，并禁止他们的学说；这远远超过了秦桧禁止程朱理学，使其绝迹；等到韩侂胄当宰相的时候，反对朱子学说，并且将他的门人和未能经他亲自受业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的人一并禁锢起来，号称他们是伪学，所造成的祸害非常严重。
这大概是因为自古以来当权者对清议之风特别不满意，书生大多数支持传统的美德道义，所以很容易招致当权者的忌恨。眼见社会上朋党之风盛行，只好打压那些在朝廷为官的人。看到学术界的莘莘学子却安然无恙，仍旧安然自若地主持清议之风，只好称他们是伪学。但那些搞教育的、著文述说的、钻研探究的的名家学士，不论在朝廷当官的还是不在朝廷当官的，全部被包括在这里面，被一网打尽。现在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记录如下。
第二节王学派与程学派
神宗开始的时候是专心于儒学的，后来他听取了王安石的建议，取消了诗赋及明经等科目，而以经书文句为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并且增设了太学。王安石和他的儿子王雱以及吕惠卿等兼修撰，重新解释《诗》、《书》、《周官》等书，在重新训释经义时，王安石确定了这样几条原则：一、训释经义，是为了破除“伪说”；教育士子，使其符合“盛王”时的做法；二、要恢复经文本义，打破疏不破注的成法，反对汉以后烦琐的章句传注使源流失正的陋习；三、阐明经文义理，反对对经义的曲解和烦琐学风。
熙宁八年，《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完成，合称为《三经新义》，其中《毛诗义》二十卷、《尚书义》十三卷、《周官新义》十六卷，而又以《周官新义》最为重要，是作为托古改制的熙宁变法的理论根据。一个月后，《三经新义》便被颁赐给宗室、大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全国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和科举考以的依据。《三经新义》与“经义式”的出现，可谓科举史和经学史上一次重大的突破，从此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唐以来的“传注经学”；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亦从训诂章句的囹圄中解脱出来。从王安石对科举考试内容与评判标准的匡定到明洪武年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考试文体――八股文，其中包含了一些内在的规律，标志着科举考试向着更规范、易于操作的轨迹发展，同时它也蕴涵了历代有识之士对于科举考试公开、公平、公正的孜孜追求。八股文是王安石经义考试的延伸和发展，它有着文以载道，科举载儒术；严定程式，防止作弊；客观衡文，评卷标准化；规范竞争，引导备考；禁锢学术，牢笼志士诸方面的作用。王安石又因为字学停讲时间过长，作《字说》一书，但书中多是一些穿凿附会的内容，学说混杂。。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历代党争》第八章（2）
哲宗元祐中期，旧党的主要成员相继进入内阁，掌握了朝廷政权，他们一上台后，立即罢免了新法。
元祐元年（1086）七月，司马光上书太皇太后，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最关键问题是收罗人才，建议朝廷实行十科取士制度，所谓十科是：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官僚、平民均可入选）、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限在职官僚入选）、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限选举文武官员或武臣钤辖以上级别）、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知州以上级别的官僚方可入选）、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无官位均可入选）、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有无官职均可入选）、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有官职的士大夫可以入选）、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有官职士大夫入选）、练习法令能断清谳科（有官职士大夫入选），司马光还建议由在职官僚每年推荐三名十科人选，并由自己充作保人，如果所举十科人选在其后的生涯中犯罪或犯了其它错误，举主与被举荐人均要受到惩罚。司马光的意见立即被采纳，宋朝政府迅速推广了十科取士法，并设置春秋博士，强令禁止科举引用字说及佛老之书，解释经义只能引用儒家学说，不准在策论中引用王氏学说。后来又恢复了诗赋，与经义共同作为科举的科目，王氏自此受到沉重打击。
后来，朝廷恢复新法，停止了十科举士的科考制度，下诏进士不用学诗赋，而专门研究经义，解除了对《字说》的禁锢，并且废除了春秋科目。国子监上奏朝廷以王安石所撰写的《熙宁字说》、《洪范传》及王雱的《论语义》和《孟子义》刊印后分发给学生，学生们的文章又开始以王氏所定为规范，至此，王氏学说重新兴盛起来。
徽宗崇宁期间，朝廷再次倡导新法，蔡京升任宰相，将元祐当人列为奸党，禁止他们传播学术，烧毁了范祖禹、唐鉴和三苏、黄庭坚、秦观等人的文集。言官们纷纷上书说原直秘阁程颐制造邪说，惑乱民心，而尹焯、张绎都是他的党羽。朝廷下诏河南知府驱逐程颐门人，程颐的著作也让相关部门严加封锁。这是宋朝当政者直接程学的开始。朝廷将王安石的雕像放在孔子身边，位置仅次于孟子，并追封为舒王。他的儿子王雱被封为临川伯，在孔庙陪祭。
宣和中期，朝廷再次禁止元祐学术，凡事沿用元祐学术的举人全部被定为违制。有个福建书商印制司马光等人的文集，朝廷知道后，立即下诏将其制版烧毁。苏轼、黄庭坚的所有著作全部被焚毁，而又继续援用苏黄学说的人全部被定罪为“大不恭”。
靖康之难开始，朝廷废除了对元祐党人学术的禁锢，恢复了春秋博士官，并禁用了王安石的《字说》。国子祭酒杨时向皇帝上书，说：“王安石的著作为邪理歪说，遮掩了学者的耳目，使学者们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恳请朝廷追回他的王爵尊位，并下诏明示天下，销毁他的配享孔子之像，使邪说淫辞再也不能够惑乱学者之心。”朝廷下诏撤销了王安石的配享，降为孔庙陪祭，王氏学说再次受到沉重打击。而此时学生们习用王氏学说考试已经有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