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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八章（3）
高宗即位后，科举兼用经义和诗赋，并恢复了十科取士法。此时，王学和程学都得到了朝廷的肯定，但是程门的杨时、尹焯等人在当时名声很大。吏部员外郎陈公辅不喜欢专门的学问，便向朝廷上疏说：“王安石的新法废掉了很多人才，而他的学术又开始败坏人心。《三经新义》、《熙宁字说》二书，诋毁圣人，不分是非。他的过错不仅仅是这些。《春秋》是为人正名分、定褒贬的，可以让乱臣贼子感到惧怕，而王安石却让学者不用读《春秋》，《史记》、《汉书》记载的是国家的成败教训，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而王安石却偏偏不让学者们读《史记》和《汉书》。公卿大夫应首重‘气节忠义’，而王安石却说王莽篡权后，扬雄俯首称臣于王莽合于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之义。又说五代时历事‘四姓八君’的冯道‘最善避难以存身’。这种说法使满朝文武不以气节忠义相抵砺，使公卿大夫丧失了忠心为国的臣子之道，所以王安石的这一学说是不能提倡的。”奏折呈上以后，皇帝非常高兴，封他为左司谏。
不久，陈公辅再次上书，说：“如今世人都推崇程颐的学说，并称之为‘伊川之学’，认为他的话才是正大的语言。甚至传言说尧舜将他们的文武之道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轲，孟轲又传给了程颐，程颐死后就么有传人了。说一些狂言怪语、淫词歪论的话，这便是所谓的伊川所谓的‘文’；头上帮着方巾、甩着大袖子，眼睛看天，大步地走路，这便是伊川所谓的‘行’。必须要学习伊川的‘文’和‘行’，才能够称为贤士大夫，这简直是谬论。请求朝廷立刻给予禁止。”皇帝听完陈公辅的意见后，立刻下诏：“士大夫应该学习孔孟之道，这样才能够言语和行动一致，才能成为国家栋梁。”
此时方召、尹焯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胡安国为万寿观提举，兼侍读。胡安国知道陈公辅已上书朝廷请求禁止程学后，也立刻向朝廷上书表示反对，他说：“孔孟之道已经失传很久了，经过程颢、程颐两兄弟拓展后才知道可以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如今让为学者学习孔孟之道，但是又禁止他们学习程颐的新儒学。这好比是登堂而不入室。程颐这个人通过事物的原理来了解外在，从而知道形式和内涵要统筹考虑。自从嘉祐年间以来，洛阳有邵雍、程颢、程颐，关中有张载，这些都是凭借道德名世，著书立说的人，是公卿大夫们所学习尊重的对象。到了后来，王安石、蔡京等人对他们排挤抑制才导致他们的学说不能推广。希望皇上能够重视他们的学说，不要听信那些歪门邪说。”胡安国这份奏疏递上去之后，陈公辅和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三人联手弹劾胡国安。攻汗胡安国和程学鼓噪异论、企图以一派之说垄断儒经的解释权。高宗就任命胡国安到永州做官。不久又让尹焞去管理万寿观，兼侍讲。尹焞也辞谢不去。
和议确定以后，朝廷下令广修学校，建立太学。太学共建有八十斋，有容纳二千四百人就读的能力。王安石又将太学分成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始入学为外舍；初不限员；后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二百，内舍升上舍员一百，各执一经，从所讲官授学。”（《宋史·卷一百五十七。志第一百十·选举三》）三舍法具有一套严密的考试制度，成绩评定制度和奖惩制度。三舍法的实行，一改太学的浮散之风，师生只有进取努力，才有升迁之机。太学之外又有宗学，以便让宗族子孙前来学习。秦桧以此粉饰天下太平，但他又害怕士子们议论自己，便想将正直敢言的人全部排挤打压。右正言何若希知道秦桧的心思后，上书指责程颐、张载的遗著都曲解了学问，应该罢免传播他们学说的老师，并禁止程学。秦桧听取了他的意见，从此程学被禁达十几年，直到秦桧死后，才解除了这一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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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1）
博弈在明末
第一节 官场现形
一、太监和官员的那些猫腻
汉朝、唐朝、明朝这三个朝代都是灭亡在宦官手里的。汉代的宦官不如唐朝的嚣张，是因为汉代的宦官没有掌握兵权的缘故。明代的宦官不但掌握的兵权，而且掌握了司法部门
汉朝、唐朝、宋朝、明朝都因为朋党之争导致了衰乱，但是唐朝和宋朝的朋党都是士大夫，所以虽然竞争激烈，相互倾轧也很频繁。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有道德观念的人在其间支撑斡旋，流血的惨剧并不多见。而汉朝和明朝的朋党则一方是士大夫、一方是宦官。他们在地位权利上的利害关系，以及思想主张上无处不存在冲突，丝毫没有调和的余地，一部分奸诈无耻的士大夫为了权势攀附宦官，称为宦官的党羽，残害其他士大夫，这样的势力号称阉党。这样双方的界限就日益混乱，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复杂。
自从明成祖朱棣夺位时依靠了宦官的帮忙，开始重用宦官。给了他们兵权。到了明宣宗的时候，宦官可以管理奏章，预先知道国家的机密。明英宗宠信王振、曹吉祥，任命他们为司礼太监京营提督。御史宦官的地位日渐尊贵。到了明宪宗的时候，宦官汪直与朝士王越陈钺结党。明武宗的时候，刘瑾与朝士焦芳刘宇曹元结党。使得宦官的权利越来越大。明神宗因循守旧、整天藏在深宫里对政务不闻不问，致使趋于权势的小人与名节之士结仇，这才有了东林党与宣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的相互攻讦。而后又有了梃击、红丸、移宫这被后世称为晚明三案的案件。等到明则有三案之论争。这三案的发生，引发了明朝廷内部的激烈争执。朝堂分立，形成以有政治抱负的官吏与知识分子组成的东林党和以腐化，守旧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东林党的非东林党。而十六岁的明熹宗继任后，东林党势力更大了，宣昆党与齐楚浙三党相继瓦解。而反对东林党的人攀附宦官魏忠贤；打压排挤东林党。一时间趋炎附势利欲熏心的人都去攀附，而后魏忠贤通过大兴党狱残害东林党，进而掌握了权利。他的门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人作为党羽，在先后六七年间，兴大狱又六七次之多。杨左等东林党的君子都死在他手里。一时间魏忠贤党羽遍布天下，而正人君子则被一网打尽。从朝廷大臣到低微的官员都被宦官或者那些像墙头草一样摇摆不定的人所垄断。由此明朝的元气耗尽，等到崇祯皇帝即位后，宦官党羽虽然除掉了，但是朝廷里面那些自立门户的官员相互攻讦的形势已经改变不了了。
明武宗时候的晚清三案已经让朝廷内部斗争严重，进而导致了政治上的极端不稳定。朝廷内的党争使得大臣们宁可坐视国家乱亡，也不破除门户之见。在李自成攻克北京后，朱由崧南逃淮安，由凤阳总督马士英、阮大铖拥至南京称帝。他们以拥立之功升为内阁在学士兼兵部尚书，掌握朝政大权，并在朝中招纳贪官污吏，挟福王以令诸臣。这跟魏忠贤手下的崔呈秀，魏广微耍的老把戏差不多。
二、唠叨的士大夫
明朝的士大夫常常意气用事。对君主和宰相的举动督责的太严。朝廷有事的时候他们不能斟酌情理，婉言规劝。动不动就叫上朋友同仁参与争执，声讨君主的错位，使得皇帝恼羞成怒，没了回旋的余地。以此来博得一己名望。但这样做对国家毫无好处。比如宪宗时候孝庄皇后的合葬问题，世宗时期的大礼议，神宗时期张居正的夺情问题，都是显著的例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2）
这些士大夫言辞苛刻、遇事生风、推测过深。他们给人家扣上的罪名，往往比人家实际的罪名要重的多。有一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众大臣就一定要说这个人是郑贵妃主使的。李可灼是个庸医，用错了药，医死了病人，众大臣就说这是阴谋，大学士方从哲从中调停，众大臣就说方从哲有弑逆之罪。安土重迁也是人之常情，李选侍是个哦妇道人家，不想搬出乾清宫，杨涟就指责李选侍专擅。等到移宫以后，贾继春又上了一道奏疏，说是朝臣们在新君即位之时引导皇帝凌逼先帝妃嫔。说先帝尸骨未寒而侍妾先被驱逐等语。士大夫们像这样附会宫禁、捕风捉影形成了了积习，这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
魏忠贤本是一个市井无赖，没有曹操、王莽那样的跋扈之才，却有李林甫、秦桧、严嵩等人的阴险。那些士大夫们没能对魏忠贤预先防备，魏忠贤却抢先多次兴大狱打击那些士大夫。而那些士大夫却只会凭借口头舆论来攻击魏忠贤，拿不出实际的行动。明熹宗年纪小，被宦官宫女在深宫之中带大，对政治很糊涂，即位后自然也不懂这些。士大夫向明熹宗口伐魏忠贤就好比是对牛弹琴，根本就没有用。明熹宗对于大臣的上疏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就都交给魏忠贤了。而魏忠贤就用各种罪名逮捕并诛杀这些士大夫。国家的正人君子都被杀了，国家也就随之衰亡了。以狭义的程朱道学培养起来的八股先生是不会变通的。
第二节 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