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想要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必先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学生。所以从我们国体上看起来，我们学校一定要养成学生共同自治的能力，否则不应算为共和国的学校。《陶行知教育文集》，第5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踌躇满志、血气方刚的青年教授陈鹤琴走马上任。由他担任主任的学校游艺和制定校徽委员会，负责开展校园活动。于是，他大力提倡课外活动，经常举行竞赛、联谊会等，培养学生们的兴趣和活力。为此，他引入在清华举办活动时常见的“欢呼”以刺激学生，试图冲破沉沉暮气。他煞费苦心地编了许多种“欢呼”，每逢学校举行运动会或联谊会时，场边观众席有拉拉队加油助威，他带领学生的欢呼别有特色。有一组欢呼是仿照火车头的声音，节奏由慢而快，声调由低至高，词句是“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另一组欢呼是仿效钻天炮的声音，词句是：“丝——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南高！南高！南高！”他要用这些欢呼，使学生们的情绪跟着凝结起来。除此之外，他还在学生面前表演唱歌，平日里他自己很少唱歌，他与涂羽卿一道为学生们表演外国民歌，他要借此来说明，唱歌并不难学。他对学生们说：“我素来不会唱歌，在外国人叫作monotone，即单调音的意思。在教会学校中，我虽唱过几年赞美诗，而且也弹过几年曼陀林，可是对于音调的高低，我始终辨别不出来，对于音乐，我真是个地道的聋子。话虽这样说，但人是聪明的，任何事情，都能够学会，何况唱歌呢？”
陈鹤琴的种种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在校方的大力提倡和陈鹤琴等人的推动下，不到一年的光景，南高师校园里的风气有了明显变化，学生的课外活动举办得有声有色，“于是每级级会都有了，级歌亦有了，各级的联谊会也时常举行，有表演，有讲座，有辩论……”《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2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学校成立了运动委员会、游艺委员会、办事方法研究委员会、校景布置委员会，学生自主成立学生自治会，等等，让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事务，这在尊崇师道尊严的中国传统学校里是不可想像的。然而，他的这些努力也时常受到许多人的责难，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欢呼博士”，意思是说，这个新来的留洋教授并没有什么真学问，只会欢呼、说空话。在一次校务会议上，讨论到有关校旗的议题。陈鹤琴站起来发言，他提议用白色或紫色作为南高师的校色——白色代表青年的纯洁，紫色代表学术的渊博与高深。他的这番提议受到另一位与会教授的嘲讽：“颜色就是颜色，又有什么意思呢？学校就是学校，又何必有什么校色呢？”
在这些流言蜚语和种种议论面前，陈鹤琴感到很难过。他决心立即着手实际的研究工作，用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实力，用事实说话。他意识到，校风的改变，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此时南高师校园的气氛已逐渐活跃，开始呈现勃勃生机。一向主张教育改革的校长郭秉文正雄心勃勃为筹备建立东南大学到处奔走。1920年，陈鹤琴参加了由郭秉文、黄炎培、蒋梦麟、余日章发起成立的新教育共进社并担任英文秘书。
新教育共进社同仁陈鹤琴、黄炎培、郭秉文、蒋梦麟、余日章、涂羽卿等在
南高院前合摄（前排左二是陈鹤琴）
此外，陈鹤琴抽出时间回了一趟杭州，与俞雅琴正式完婚。婚后，他们一同回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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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东南大学（1）
据记载，1920年4月7日，在校长郭秉文的提议下，南高师校务会议通过了把该校改造成为国立综合性大学的议案。12月7日由国务会议同意，在南京成立国立东南大学。12月15日东南大学筹备处成立。1921年7月13日，北洋政府###核准《东南大学组织大纲》，一个月后，东南大学预科和南高师本科同时招生，东南大学招收新生130人，南高师招收新生119人。8月27日郭秉文博士被###核准正式出任东南大学校长。
建校之初，东南大学设文、理、教育、农、工、商各科系，由郭秉文在美延揽的优秀人才担当教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写道：“郭秉文延揽了50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其中，教育科分设教育、心理、体育三系，所聘教授大多出自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陶行知先后担任教育系主任、教育科主任，后由徐养秋接任。心理系主任陆志韦，体育系主任饶冰士（美籍）。全科教师34人，曾获国外博士、硕士学位13人，本国教授17人，外籍教授2人，教授中包括陈鹤琴、郑晓沧、廖世承、徐养秋、程其保、孟宪承、汪懋祖、李叔同等。在东南大学其他科系教授名单中，刘伯明、汤用彤、陈衡哲、吴宓、朱君毅、竺可桢、熊庆来、赛珍珠、马寅初、杨杏佛等赫然在目，所谓“名师荟萃，俊彦云集”；其中既包括主张革新与改革的新教育学者，也有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观点的学衡派。由此，东南大学成为与北京大学齐名的著名高等学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最早的策源地和中心之一。
在东南大学，陈鹤琴是新教育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也是郭秉文的拥戴者。在课堂上，他教授儿童教育和儿童心理学课程，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很受学生欢迎。陈鹤琴的朋友和曾经的同事、著名的教育家俞子夷先生写道：他（按：指陈鹤琴）的姿势最使我羡慕。无论上课、开会、谈话，他总是始终坐得挺直，从不见他撑了头、弯了腰、曲了背，露出一些疲乏的神情。立时、走路，也是这样。就是打招呼行礼，他上半身的弯度，也是很小，并且在背后看不到弧形的###。“正直”可以代表他的姿态。
圆圆的脸孔，健美的脸色，再加上一副永远不分离的微笑，使得和他接触的人，个个发生好感和愉快。即使在研究很严重问题时，他发言仍夹些微笑。他的语言虽不像音乐，但是这一个微笑却很容易使听者乐意接受。厉声严色，或者有密切的相关。和颜悦色下，只听得他轻快平静的声音，我没有看见过他发怒。《我的半生》序二，江西教育用品厂，1941年。在学校里培养和建立“笃实而有光辉”的良好学风，是东大师生共同的追求。而陈鹤琴作为知名教授，一方面努力认真实践新教育的各种主张，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另一方面也非常注重自身的示范和表率作用。他对学生亲切和蔼，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注重小事与细节。有一次，他带学生到上海做学校调查，他与一个学生站在人行道上谈话，看见那个学生的裤扣没有系上，便走上前去帮他扣好，然后微笑地说：“这是一种对人的礼貌啊！”这个学生脸红了，将这件小事牢记心间，以后一遇到陈鹤琴，便马上将自己的穿戴审视一遍，养成良好的习惯。 。。
三 东南大学（2）
1921年9月，在陶行知、蔡元培、范源濂、张伯苓等人的邀请和安排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孟禄博士乘船抵达上海，这是继4月刚离开中国的杜威博士以后，又一位美国新教育运动领袖造访中国。关于此行目的，陶行知期望：“诊得我们教育症结之所在，以定医法方案。”9月5日，孟禄由上海下船，受到黄炎培、郭秉文、陶行知的迎接。9月7日，孟禄在陶行知等人的陪同下参观沪江大学并游览吴淞。此时，东南大学已准备作为东道主之一热情接待这位世界最著名的教育权威、东大和南高师许多教授昔日的师长。在陶行知的推荐下，陈鹤琴负责此次重要的接待工作。此时，他的职务为学校行政委员会委员、教务部主任。
陶行知于1921年6月6日写给郭秉文的函中称：欢迎门罗（按：即孟禄）先生事由陈鹤琴主持。
……
门罗先生到沪后，请用下文电陈鹤琴先生，以资准备。
南京高师陈鹤琴门罗日午抵宁。《陶行知全集》，第八卷，第22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孟禄一行到达南京后，受到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热情接待。欢迎会上，陶行知亲自担任孟禄的翻译。陈鹤琴也参加了接待工作，并于11月底陪同孟禄北上天津、北京等地继续考察、讲学。在江苏，孟禄应邀在江苏教育学会、苏州第一师范分别发表《共和与教育》、《旧教育与新教育之差异》的讲演；在广州，孟禄应邀在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上作《平###义在教育上的应用》报告；在天津，孟禄与张伯苓见面时，陈鹤琴担任陪同与翻译。据记载，12月5日孟禄在沈阳拜会了奉系军政首脑张作霖，王卓如、凌冰、陈鹤琴、汤茂如等陪同。在北京期间，孟禄与来自中国各省教育界代表讨论中国教育和学制改革问题，所涉及的题目包括中小学学制、普及问题、乡村学校、学校对社会之关系与对旧式私塾之关系和教授法、课程、教育行政、教师职业的规范和师资培养、###教育、特别教育、学校建筑与卫生、私人承办教育与政府承认问题等。参加会议者为自教育总长以下各省教育行政负责人、各省教育会负责人和指定教育学术团体代表、有关大学校长、教育系主任及特邀代表共千余人。对于孟禄此次访问，国内文教界给予了极大热情和期待，几家著名教育刊物出版专号，在教育界形成“孟禄热”。孟禄在一次演讲中说：新教育和旧教育，完全立在反对地位，第一种革新的原动力，就是德谟克拉西（按：原文democracy，意即###）的精神。旧教育是少数人的教育，新教育是人民公共的，个个有相当的机会，发展他们各个的道德、技能、学识，所以新教育的真精神，是德谟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