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是人民公共的，个个有相当的机会，发展他们各个的道德、技能、学识，所以新教育的真精神，是德谟克拉西主义。德谟克拉西要求普通人民都得到相当的教育，这是中国当今之急务！《陶行知全集》，第六卷，第75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关于孟禄此次考察访问意义和对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影响，陶行知曾作过以下总结：此次博士来华，以科学的目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我们当这新纪元开始的时候，要参与教育革新的运动，须具两种精神：一是开辟的精神，二是实验的精神。有开辟的精神，然后愿到那不肯到的地方去服务，然后我们足迹所到之处，就是教育所到之处。有试验的精神，然后对于教育问题才有彻底的解决；对于教育原理才有充量的发现。但开辟和试验两种精神，都非短时间所能奏效的。我们若想教育日新日进，就须继续不已的去开辟，继续不已的去试验。《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40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在这次考察访问结束前，由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和实际教育调查社三大团体合并，于1921年12月23日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选举蔡元培、郭秉文、范源濂、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建勋、袁观澜等9人为董事，聘请杜威、孟禄为该社名誉董事。中华教育改进社聘定陶行知为主任干事，具体负责该社一切事务；通过由陶行知、马叙伦等起草的社章，确定“本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设址于北京羊市大街（今白塔寺大街）历代帝王庙。陶行知曾记载：本社成立之初，曾假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为临时总事务所。嗣赖熊秉三（按：熊希龄，时任内阁总理）、孙丹林（按：时任内务总长）二先生之力，由内务部将西四牌楼帝王庙拨给本社，作为永久地址，即现在的总事务所。该庙地方宽敞，殿宇壮丽，足敷总事务所、教育图书馆、教育研究所及职员宿舍之用。且接近电车道线，不久电车开驶，交通很是便利。《陶行知全集》，第十二卷，第42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所作决议，陈鹤琴分别担任共32个专业委员会中的国语字母委员会和心理教育测验委员会书记。
一 教育的民主化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运动中，实现教育###化，提倡“学生自治”和“改良女子教育”是两项重要内容。在提倡学生自治方面，德谟克拉西和学生自治之风在国内各大高等学府迅速传播。区别于旧教育中教师权威至上，学生只知读书，毫无生机活力，更无发扬个性可言，新教育提倡学生自治、知行合一，尊重他人之自由与权利，尊重学生个性。关于这一问题，陶行知曾于1919年10月发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强调“共同自治是共和国立国的根本”，“学生自治，是共和国学校里一件重要的事情”。随着许多留学生学成归国，这种在欧美风行的意识和制度传入中国，并渐渐被人们所了解和接受。同时，陈鹤琴发表了题为“学生自治之结果种种”的文章，赞同并支持陶行知的主张。何谓学生自治，陈鹤琴回答：“学生自治者，即与青年以发达此本能之机会也。”他所提到的“本能”指“天赋本能”。在文章中，陈鹤琴就当时风行的关于学生自治问题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若要发展德谟克拉西之真精神，收德谟克拉西之真效果，非将德谟克拉西之真原理，先施之于学校不足以养成###国之国民。”《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在陈鹤琴看来，###不是靠喊口号就能够实现的，要使###精神变为人们自觉的行动，真正做到深入人心。他写道：“惟学生自治，可以使爱国热诚，变成平日生活上之习惯”；“学生自治制之用实大且深，自治使学生得有服务社会之良好机会，以尊重他人之自由与权利；且每协力同心，和衷共济，凡与学校有益者，必竭力提创之、护助之；凡与学校有损者，必共排斥之”。他又写道：“学生自治制之成效，已彰彰在人耳目，教育家之应提创此制明矣。若尚有不加注意，以为自治制度不足以实行，或以为捣乱之媒孽，或以为梦中之变幻，其不遭舆论之痛斥者几希。”《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在文章中，陈鹤琴还专门提到有关培养儿童自治意识的问题。他写道：“儿童之能自治，已成为事实，无可疑议。夫###之所以不能自治者，非吾###政体，不从儿童时培养自治之故欤？凡当幼时不与儿童以参与社会公共事业之机会，而希望其一到###，即可自治，焉望其能成功。吾侪年幼时，在学校常受专制师长之鞭笞；即今日之学校，培养国民之学业，尚付缺如。国民事业及责任，徒从一二死书中求之，则学生之不负责任，与其成年时不能自治也，亦固其所。”《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这是陈鹤琴回国后第一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教育###化的主张，也是对当时在社会上热烈讨论的关于学生自治和学校管理的###化问题的响应与宣示。
1921年2月，陈鹤琴在《东方杂志》发表《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一文，从对青年学生婚姻实际状况调查入手，说明婚姻与个人幸福、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提出普及教育的问题和提倡女子教育。
关于进行此项研究的动机，陈鹤琴写道：人生在世有二件最重大的事体：一件择业，一件择偶。从中国的社会情形看来，择偶比较择业似尤为重要。何以呢？择业不得其当，不妨改业，所耗的光阴尚少，所受的害处尚浅。假使择偶不得其人，恐怕终身要受莫大的痛苦。迩来欧风美雨，渐渐东来，新思潮的升涨，一天高似一天，什么“自由结婚”，什么“自由恋爱”，什么“社交公开”，什么“男女同学”，什么“小家庭制”；种种新名词常常接触吾人的眼帘，震荡吾人的耳鼓，使旧式的婚制大有破产之趋势。吾因此有所感，遂把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婚姻问题，从事实上稍为研究一番。研究后，我觉得所得的结果很有价值。现在把它详细的写出来，以供大家参考。《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1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调查中，陈鹤琴先后向绍兴、杭州、徐州和南京等城市6所中、高等学校发出1500余份问卷，实际回收631份。他将被调查对象分为三种类型：已婚者、已订婚者、未订婚者，其中已婚者184人、已定婚者181人、未定婚者266人。为了打消被调查者的顾虑，在学生据情填写调查表之前，他先要讲清楚这种研究的目的和性质，并且请学生不必在表上填上自己的姓名，以维护被调查者的###。在对已婚者的调查中，他用百分比统计方法，将夫妻结婚年龄、婚姻形成过程和婚后爱情程度分别列表并逐项予以分析、说明。通过比较、分析，陈鹤琴发现，凡是对妻子表示满意的，多半是因为妻子受过教育、读过书。由此，他想：“从前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到了今日因为妻子‘目不识丁’的缘故，做男子的心里就不满了。又有一种感情，就是新思想新文化常常使人不满意、不知足，这种‘不知足’、‘不满意’的心，就能使人往前进步，往前奋斗。”他将对爱情满意程度与女子受教育程度相联系，从而得出结论：“从这一点，可见的女子知识之重要”和“所以若要增进家庭幸福，非教育女子不可；若要使无生气的地狱家庭变为快乐的地上乐园，也非教育女子不可”。他认为，摆脱旧式家庭的潜在危机，增进家庭幸福的惟一办法就是提倡女子教育。在婚姻改良方面，他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传统进行了抨击，他写道：“这样说来，旧式的婚制不久就要破产。为人父母的当顺世界之潮流，明青年之心理，若仍固执己见，强人所难，其为害不但惹起父母子女间之恶感，恐怕遭家庭革命之惨剧。”他还对女子剪发和束胸提出看法：“女子的头发实在是一种障碍物，女子的束胸实在是一种缠足的变相。”《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在这篇调查报告结尾处，陈鹤琴将自己的主张进一步明确阐述：“总而言之，若男子不受教育，对于旧式婚姻断不能发生不满意的心；若女子不受教育，断不能达到解放那一天；若男女都不受教育，中国的婚制断无改良一日。所以要改良中国的婚制，增进人类的幸福，巩固国家的基础，当从普及教育着手，尤当从提倡女子教育着手。”《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陈鹤琴这篇调查报告的价值在于，采用社会学的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的方法，研究、剖析了当时青年学生的婚姻状况，归纳了青年对于婚姻问题的见解；用详尽的数据与典型事例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对于青年婚姻问题和改良女子教育问题的明确观点和主张。这篇调查报告曾于1921年二三月间出版的《东方杂志》中连载。
1921年4月，在李大钊主持的少年中国学会座谈会上，与会者曾谈及陈鹤琴对青年婚姻问题的调查研究结果。有一段记载：谈到半酣，守常（按：指李大钊）出点心饷众人。既而复谈及社会上一般青年之婚姻问题，都以《东方杂志》陈鹤琴之《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一文为有价值，其所用之调查方法，吾学会人不妨采取变通，以之调查上海北京及其他各处。《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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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语体文应用字汇
《语体文应用字汇》是陈鹤琴在南高师期间所做的另一项重要研究。在谈到这项研究的动机时，陈鹤